天津市河西区徽州道29号，人民公园的东南隅，有一个约二百平方米的小院，径荒阶绿，铁门长扃。在小院的正中，有一座飞檐翘角的传统建筑——藏经阁。这里就是天津著名的延古堂李氏藏书楼。在近代的天津，虽然并不缺乏具有全国影响的藏书大家和名家，但他们大多是寓居津门而籍贯别属，如江安傅氏（增湘）、德化李氏（盛铎）、沔阳卢氏（弼）、长洲章氏（钰）、金华胡氏（宗楙）、至德周氏（叔弢）、武进陶氏（湘）等。当时，真正着籍天津的土著藏书家屈指可数，因此延古堂李氏在天津藏书史上也就有了特殊意义。
一
延古堂李氏是“天津八大家”之一。据清宣统元年（1909）纂成的《延古堂李氏族谱》（1935年铅印出版）记载，李氏原籍江苏昆山县（今上海市昆山区）礼贤村，始迁祖名叫李大纶。他康熙年间来到天津访友，遂在城里置产落户，家族逐渐繁衍兴盛。李氏一族乐善好施，事迹在天津邑志中多有记载，但使李家获得“善人”之称的，则是李大纶的六世孙李春城。
李春城（1826—1872），字筑香，清咸丰元年（1851）举孝廉方正。他早年居官十余载，然后归里专营盐业，乃成津门巨富。李春城热心公益，参与创设寄生所、御寒社、义塾等慈善机构，又对庙宇大事布施，每年冬季均施衣舍粥，接济贫寒之家和来津难民，由此赢得了“李善人”之称号。李家在津的最早居所，在老城北门里户部街，李春城一支则住东门里冰窖胡同，清末创编的《天津地理买卖杂字》，因而有“高台阶，华家门，冰窖胡同李善人”的说法。
李氏家族的堂号称作延古堂，迁津以来书香继世，代有雅士。李大纶之父李京琦，著有《延古斋诗存》，被梅成栋录入《津门诗钞》。李氏的延古堂堂号，就是从延古斋衍化而来。李大纶寓居津门时，其家已有延古堂藏书楼。其后，李氏藏书累世均有增益，最终建起藏经阁以贮之。藏（zàng）经阁，本是寺观贮藏宗教典籍之所，李氏则略仿其意，将藏（zàng）经阁变成藏（cáng）经阁，成为家族的藏书楼。
藏经阁所在的人民公园本名荣园。据民国年间宋蕴璞纂辑的《天津志略》载，荣园始建于清同治二年（1863），是李氏的私家园林，民间俗称李善人花园，文人墨客则习惯叫它李园。据《藏经阁修缮记》载，此阁建成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占地面积150.51平方米，建筑面积191.65平方米，全高14.2米。阁分三层，中层为藏书之地，四周环以外廊，可以尽览园中风光。《荣庆日记》丙辰年（1916）三月十一日记“李园之游”曰：“桃花烂漫，柳色青葱，始在西边园亭，继在东边书楼久赏。”这里说的书楼，就是藏经阁。荣庆还赋诗记游云：“满目桃花客倚楼，青松如幕柳丝柔。今年春晚春常在，次第寻芳直到秋。”
二
李春城有四个儿子：李士铭、李士鉁、李士钰、李士錡。其中李士铭、李士鉁以科举出仕，长期在外游宦，家族产业主要由李士钰打理。清末民初之时，李氏家族适时投资于保险、银行、矿山、机器、纺织等业，加上李士钰、李赞臣（李士錡之子）叔侄长期担任长芦盐纲公所纲总，李氏家族的资财文运盛极一时。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李士钰与孙多森创立北洋水火保险股份公司并任总理，李氏家族开始涉足近代企业。宣统二年（1910），李士钰与马振宪筹股创立津浦殖业银行，由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李士鉁出面，禀报度支部和农工商部注册。其后，李氏家族又投资于斋堂煤矿、华新纺织公司等处。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李氏家族的实业和财势也达到鼎盛。
李家的宅院，坐落在天津东门里，大门外悬有“太史第”匾额，门洞里又有“孝廉方正”匾额。共有八个大四合院，每院均为北正房五大间，南倒座五大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雕梁画栋，装饰富丽。另有门房、账房、轿房、马号等，还有后花园一所。李善人家的大门口，平时有两名绅商保卫局的士兵荷枪守卫，门禁极严。
李家不但经营盐务创办实业，还在天津广置房地产。据不完全统计，李家盛时在河北大经路、天纬路、地纬路有房470多间；在河东华安大街、地藏庵及南开区草厂庵、丁公祠小马路有房100多间；在老城厢北马路、东马路及英租界香港路（今睦南道）、达文波路（今建设路）、董事道（今曲阜道）有房400多间；在南楼五村有房200多间。总计李家在津房产在1200间以上。
不过，李氏家族的这种风光只维持了大约十年，就迅速地走向下坡。1916年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奉系军阀垂涎李氏资财，多次敲诈勒索未遂。1924年，李氏家族为了躲避祸端，举家迁往英法租界散居。而李家的经济窘境，并未因为迁居而有所好转——盐利日见枯竭，实业无可施展，家业只能勉强维持。
1926年，李春城之孙“宝”字辈兄弟十人，经过商议正式析产分家。至1928年，又发生了“五纲总事件”，此时李氏家族的代表人物——长芦盐纲公所纲总李赞臣等五人，被天津市公安局突然逮捕，虽经多方营救李赞臣最终被释，但仍使李氏家族元气大伤。1937年天津沦陷后，长芦盐务停办，殖业银行被封，斋堂煤矿不仅折本，还欠下许多外债，此时李氏家族只能靠卖地售房应对。1945年抗战胜利后，通货膨胀，物资匮乏，李氏家族的辉煌也渐归于风流云散。
三
李氏家族的文运之昌和藏书之盛，是由李士铭和李士鉁兄弟缔造的。
李士铭（1849—1925），字子香，一字伯新，李春城长子。光绪二年（1876）中举人，援例为户部候补郎中，云南司行走。清宣统改元，他在天津筹备立宪，创设宪政协议会并出任会长，又为顺直咨议局议员。李士铭精于医学，集藏医书一千余种，编有《历代名医列传》，又著《国朝名儒学案》等。1925年11月16日辞世。国家图书馆藏有《李士铭墓志》，柯劭忞撰文，华世奎正书，夏寿田篆盖。
李士鉁（1851—1926），字嗣香，一字仲儒，别署沽上逸民，李春城次子。他与兄长李士铭同为光绪二年（1876）举人，光绪三年（1877）连捷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授职编修，又转翰林院侍读学士，历充文渊阁校理、武英殿提调、国史馆纂修等。曾任湖南乡试正考官。
民国建立之后，李士鉁绝意仕进，专心研究周易和佛经，相关著作传世颇多，主要有《周易注》二卷、《关帝事实考信录》四卷、《三昧录》八卷、《慈航普度内编》四卷、《慈航普度外编》四卷、《金刚经解义》一卷、《楞严经解义》十卷、《维摩诂经解义》四卷。另有《字训》四卷、《张公建祠志》一册、《御览集》四卷、《课艺集》四卷。
李士铭、李士鉁兄弟性耽读书。他们凭借雄厚的家资，大力搜求古籍善本，最终奠定了延古堂在天津藏书史上的特殊地位。他们购书不惜高价，因此书贾趋之若鹜。著名学者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说：“滨海居盐李士珍（当为鉁），搜书吴越运京津。双江二马传文苑，岂若闾阎颂善人。”“双江”是指寓居淮扬的徽州盐商江春、江昉兄弟，二人均有诗集行世；“二马”是指寓居扬州的徽州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二人的小玲珑山馆以藏书之富、刻书之精著称于世。伦明将李士铭、李士鉁与文坛驰名的双江、二马并提，足见李氏延古堂藏书之巨大影响。
伦明在诗后小注中说：“天津盐商李世珍（当为李士鉁），人皆称以善人，未稔其实也。喜积书，京津书客争趋之。尝收得上海徐氏积学斋、四明卢氏抱经楼书之一部。士珍殁，其子以所有归北平图书馆，得值六万金。中多明钞、明刻本及其他精刻本，宋本项安世《周易玩辞》最佳。”除了卢址抱经楼、徐乃昌积学楼的藏书之外，李士铭、李士鉁兄弟还购得部分聊城杨氏海源阁散佚之书，加上“京津书客争趋之”，终至卷轴充栋，琳琅满架。
天津学者高凌雯在《志余随笔》中记李氏藏书云：“其所著录有宋元版百余种，明抄本二百余种，收藏之富，为北省之冠。”高凌雯所说的著录，指的应该是《延古堂李氏藏书目》，此目著录古籍四千余部，其中以明清刻本为主，也有少量明抄本。
四
延古堂李氏之书多贮存在荣园之藏经阁。1926年，随着李士铭、李士鉁相继故去以及阖族析产，这些藏书也分存各处并逐渐散出。1930年，由李士鉁之子李宝训（字典臣）经手，延古堂部分藏书被以六万元的价格售给北平图书馆。也是在1930年，李宝训又向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捐赠书籍、碑帖350箱，由范九峰编写了《天津延古堂李氏旧藏书目》（油印本二册），收书近五千种，计六万余册。
著名天津学者阎道生，在1927年8月2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延古堂藏书大规模散出前的最后遗影：“同郭铸三、石毓芝访李子扬于李氏荣园……园广有三四顷，树木参天。内有苇塘，广五十亩，曰西湖，源出海河。有湖心亭、天妃庙、藏经阁藏书楼（闻李氏近亦不言及书），内储图书甚富。刘渭臣云：商馆欲以二十万元购之。园主人赠《集良方》一本。”
今存国家图书馆的延古堂藏书，以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记载最为集中，正集62种、补编29种，总计91种。其中最善者，就是伦明所言宋刻本《周易玩辞》。王重民先生评云：“是书今惟有通志堂刻本，通志堂本翻元大德本。余持校通志堂本数页，见其差误甚多，益知此本之善。”此外，王重民著录的延古堂藏书佳本还有：明万历刻本《毛诗古音考》、明万历刻本《晏子春秋》、明万历刻本《秘册汇函》、明嘉靖刻本《楚史梼杌》等。延古堂藏书中，还有清代著名藏书家吴翌凤抄本方志数种，包括宋凌万顷、边宝撰《玉峰志》三卷《续志》一卷，元杨譓撰《昆山郡志》六卷，明王宾撰《虎丘山志》一卷等。吴氏之抄本有董其昌书风，量大质精，被藏家珍若拱璧。
延古堂藏书，还有少量存于台湾，散见在《“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等目录之中，包括宋刻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明初刻本《说苑》、明成化覆宋本《朱子语类》等。当代著名藏书家韦力，也在各地拍卖会和天津旧书店看到过延古堂旧藏。延古堂的藏书印鉴，最常见的是“延古堂李氏珍藏”，其他还有“延古斋”“身行万里半天下”等。
延古堂捐给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的书籍和碑帖，在1937年7月29日日军轰炸南开大学时化为灰烬。据《天津延古堂李氏旧藏书目》著录，这批藏书包括经部546种、史部964种、子部847种、集部1882种、丛部487种，另附未编残本14种、碑帖88种，总计4828种。这批藏书刊印时代自明代至民国，除了少量明刻本，以清刻本为大宗，另有活字本、石印本、铅印本和抄本等。
关于延古堂藏书的目录，除前面述及的《延古堂李氏藏书目》《天津延古堂李氏旧藏书目》，天津图书馆还藏有《延古堂藏书目》，凡一册九叶，蓝格纸抄写，半叶十二行，四部混杂编排，著录书籍216种，其中宋本32种、元本36种、明本92种。这个目录十分简单，只包括书名、版本、册数和价格，因此有学者推测其为购书目录或售书目录。另据《延古堂李氏族谱》记载，李士鉁编有《延古堂藏书提要稿》，谓藏于家塾待刊，估计今已无存。
贮存李氏延古堂藏书的藏经阁，1949年以后进行过四次修缮（1950年、1982年、1997年、2009年），基本保持了建筑原有风貌。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座天津现存的唯一传统藏书楼，近年来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就连逛公园的游人，也都很少注意到这里。
藏经阁的荒草庭院，隐藏着一代豪门的藏书故事。驻足其间，让人恍生隔世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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