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世界各地的游人来到罗马著名古迹坎皮多利奥广场时，总会为广场中央一尊散发出睿智、威严气息的伟人骑马像所吸引，进而感动。这尊名为《马可·奥勒里乌斯骑马像》的作品创作于公元2世纪末，高4.24米，表现皇帝骑在矫健的战马上，向前方伸出右手的检阅场景。该作从罗马帝国后期保留至今，已经穿越了近1800年，其间经历无数动荡仍屹立不倒，是世界美术史上的宝贵遗产，更是文物保护领域的奇迹。纵观历史，还很少有哪一件雕塑作品像《马可·奥勒里乌斯骑马像》这样，从历史、哲学、宗教、艺术甚至科技角度深深推动了人类雕塑与建筑艺术的存续与发展。
首先看历史，马可·奥勒里乌斯是罗马帝国安东尼王朝“五贤帝”之末，公元161年从养父安东尼·庇护（Antonius Pius）处继承皇位。奥勒里乌斯本人勤勉、宽厚，忠诚于帝国事业，直至公元180年死于军中，一直操劳于帝国的行政与军事事务，得到历史学家的充分肯定。《马可·奥勒里乌斯骑马像》就是他竭力想达到图拉真和哈德良（Hadrian）两位杰出前辈高度的尝试，是罗马历史的见证者。
然后看哲学，《马可·奥勒里乌斯骑马像》是我们洞悉古老哲学流派的窗口。雕塑中的奥勒里乌斯留着希腊式的胡须，这不符合罗马人的传统习惯，但真实表现了当时罗马上层普遍崇拜、模仿希腊风尚的时代背景。雕像面部的表情安详沉郁，内敛深沉。有观点指出奥勒里乌斯本人是斯多噶派哲学的信徒，这一流派由希腊人芝诺创立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安东尼王朝末期流行一时。与相近时代推崇个人、强调唯物论的伊壁鸠鲁学派相比，斯多噶派更着重于通过宿命论来寻求心灵平静。罗马时期的斯多噶派哲学强调了自律和遵从自然规则等与罗马人天性相符的成分，更肯定了公民义务以及世界主义。
奥勒里乌斯皇帝本人相信宿命论，更强调从忍耐苦难中获得满足。这在他的哲学著作《沉思录》（Meditations）中有广泛体现。尽管斯多噶派哲学在这一时期的流行有反击前一个世纪崇尚享乐的犬儒学派大行其道的成分在内，但同样不可否认与这一时期罗马深层次的机制性危机初现，国势由盛转衰有关。
除了历史、哲学和宗教因素外，《马可·奥勒里乌斯骑马像》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对骑马像题材的开创性运用。作为战马在罗马政治军事文化中地位越来越重要的象征，弗拉维王朝出现了目前所知较早的帝王骑马像，直至《马可·奥勒里乌斯骑马像》这样完善的骑马像出现。骑手与战马的结合是这尊骑马像的杰出之处，战马作徐步前行状，为作品增加了动感，与静态的骑手达到动静合一的境界。《马可·奥勒里乌斯骑马像》中的战马作“欲行”或“徐步”姿态，这与中国《特勒骠》《拳毛騧》等“昭陵六骏”中的代表作十分相近。
当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覆灭后，许多罗马雕像都被狂热的教徒毁坏，《马可·奥勒里乌斯骑马像》能够得以保存至今，而不像其大多数同时代作品那样被毁，或多或少要归于一个有讽刺意义的误解。因为想要捣毁异教徒雕像的人们，误以为这尊骑马像表现了率先承认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君士坦丁曾颁布过著名的米兰赦令，为基督教由地下转到地上铺平了道路，在基督徒心目中享有较高的地位）。从而对其加以保护。如前所述，皇帝在战马上伸出右手，最普遍的观点认为这是在对军团士兵训示，也有观点认为是在表示对战败者宽宏大量，而这一手势在中世纪被误认为是对基督徒的“保护”。
成功保留下来后，《马可·奥勒里乌斯骑马像》意外推动了文艺复兴时期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该像原本屹立在罗马拉特兰宫，罗马教皇保罗三世决定重修坎皮多利奥广场，文艺复兴大师米开朗基罗授命设计方案，在教皇建议下他于公元1538年将《马可·奥勒里乌斯骑马像》转移而来，成为广场的核心。
1981年，由于罗马城的空气污染日益严重，加之人们对金属文物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意大利方面的文物保护工作组将雕像与底座分离运至保管室内进行检测。“在对于骑马者雕像保存状态的整体认识过程中，人们认识到不能将其重新放置在露天环境中，并推动了用复制品代替原件在露天环境中向观众展示的潮流。”自此，利用复制品代替真迹在室外陈列开始成为越来越广泛的潮流。
综上所述，作为地面保存至今的罗马帝国时期青铜雕塑艺术中的孤例，《马可·奥勒里乌斯骑马像》就像一部浓缩的历史，传递了古典世界历史与哲学的宝贵信息，推动了艺术和文物保护科技的进步，促进了建筑遗产与美术遗产的融合，甚至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人类文明及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了解，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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