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为作家圈内的资深球迷，杨匡满先生讲述的足球故事，如同雪泥鸿爪，为我们呈现出那一代球迷深切而热烈的心灵历程。
《中国作家》的侃球角
1994年夏天，世界杯在美国举行。中途有那么一周，在北京西郊的戒台寺里，我们近20个老中青作家和编辑家，在冯牧和袁鹰的率领下，审读第一届“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那是兴奋加疲惫，难忘的七天。白天拼命审稿、开会、投票；晚上熬夜看球。冯牧、袁鹰年事已高，跟我们一样比拼着脑力、体力，连同猜想。冯牧生来是个体育迷，这也是他的“绝唱”了。那年冬天，冯牧要我回作协。那时他已重病在身。
1995年5月，我从《华声报》调到《中国作家》杂志任职，先协助名编章仲鄂，三年后主持工作。我们的小办公楼是位于五四广场北边的一栋铁路工棚一样的临时建筑。当时作家协会机关也跟我们差不多，穷酸相在全国也不多见。
可对于足球迷来说，这楼破旧却热闹。作协系统的球迷常常光顾，各种信息在这儿发酵。且不说已经退休居家的老作家冯牧、唐达成、从维熙、玛拉沁夫，正值青壮年的有陈建功、高洪波、程树榛、肖复兴、萧立军等等，可说蔚为大观。
至于我刊作者中的球迷更不用说了：北京的徐坤、徐小斌，天津的蒋子龙，兰州的陈德宏，武汉的池莉……蒋子龙在报刊写过多篇谈足球的随笔不必说了，徐坤的小说《狗日的足球》是她名篇之一。
作协球迷中，数玛拉沁夫年龄资格最老，最痴迷。有一年我与他同去浙江开会，那晚正好有国奥队比赛，他约我晚上去他的套间一起看电视。我提前5分钟去了，只见他早早地在茶几上摆满了水果瓜子，茶也替我泡好了。其实我跟他不算熟，他那份对待球友的诚意先让我感动了。
看电视的时候，我们谈到贝利。记者问：“你认为自己最精彩的进球是哪一个？”贝利答得妙：“下一个。”我说：“别人问我什么时候最容易进球？我说：你急急忙忙去厕所的时候。”玛拉沁夫哈哈大笑告诉我：为了看球，他家安了三台电视，其中一台就安在厕所。我大为惊叹：这个“蒙古王爷”的痴迷真是无人可及了。
1996年奥运会女足比赛前，我让办公室买了台电视放在会议室。我对大家说：该编的稿子不要耽误，大家上班时间可以看球。文学刊物的编辑部工作本来就很有弹性，我的“指示”得到大家拥护。那一年孙雯、刘爱玲等大放异彩，要不是因为没有引入VR裁判，中国队就是世界冠军了。
那年英超沃特福德队来华对阵中国国家队，我还让办公室给每个人都买一张票，作为集体福利，体现我们团队意识嘛。有女同志不去，可以送给她先生嘛。
与此同时，《中国作家》开了个栏目，叫做“442：我们的足球”，从每期224个页面中拿出十个八个页码，专发各地作家侃足球的散文、杂文、随笔。我也在此基础上编选了一本《侃球集》，由华夏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或许是至今唯一一本名家足球散文选了。也有人笑话我们一个文学刊物不务正业，但我们因此与一批作家增加了感情联系。
我们刊物的足球栏目“无疾而终”，跟我们男足不争气有关。牢骚发得差不多了，主意出得差不多了。我们不是足协不是主教练，是侃家不是专家，球员们的苦和泪，荣耀或耻辱，我们真正能体会多少？别把自己当回事吧！
那以后我也基本不去赛场了。除了感觉腿脚不便不宜去人挤人了，还因为北京赛场出现了持续的疯狂的京骂。身居北京五十多年，我本该支持京城的球队的，恰恰是这些球迷让我“背叛”了。当然，北京队对国外球队，我还是“立场坚定”的，这点民族感情起码有的。
庐山观球
我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去庐山了？竟没有细想。2010年6月，正值南非世界杯前期，作家协会通知我去庐山参加一年一届的“国际写作营”，让一些外国有影响的作家来中国看看，度夏；也让中国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与他们有所交流。语言不通，翻译起了几乎绝对的作用。我们一生钟爱的足球则是世界语，不需要翻译。我们是10号到达庐山，世界杯11号揭幕，真是天助我也。
到庐山来的有芬兰作协一位副主席，他会俄语；我与他也只有极简单的生活交流。还有一位西班牙女作家，有把子年纪了。有两位香港地区来的，名字我不熟悉。
妙就妙在请了两位大名鼎鼎的华人作家：张翎和严歌苓。张翎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全文发表长篇《金山》，这是一部北美华人的百年史诗。她考入复旦外文系，然后去加拿大攻读心理学。应该说学业的底子非常扎实。《金山》是十年磨一剑磨出来的，说她超过了赛珍珠也不过分。至于严歌苓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多产的才女，去美国之前就在文坛崭露头角；她在游历世界，与多种文化冲撞之后，她的灵感像喷泉一样涌来，几乎一发不可收拾。内地来的作家，可以跟她们无差别地交流。
大陆作家由邓友梅领衔，老作家还有束沛德、柳萌。我已退休多年，夹在中间。比我年轻的是郭雪波、徐坤，天津的王松，还有位年轻新锐的女作家，她签约广东，籍贯好像是江苏，原谅我忘了她名字。还有翻译家刘先平，再就是东道主，江西作协的主席。
“写作营”为期十天，由作协书记张健主持，大家自由发言。张健不几天回京了，他让我主持一次讨论会。这可难为我了。那天屋里空调特别冷。我见严歌苓还是夏天的舞蹈装，便让她穿上我多带的夹克。我与她父亲有一面之交，也算个长辈了。她大大方方穿上，像小孩穿了大人衣服，觉得很好玩还实用，还跟我当场照了相。那时候，已经听说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我请芬兰作家发言时特别强调了“来自西贝柳斯故乡”，他似乎有些感动，会后送我一支圆珠笔，我回赠他一幅字，刘先平把意思翻译给他，我不知道他回芬兰有没有裱字配画框的地方。
话说回来，最可惜的是严歌苓和张翎都不谈足球，这让庐山少了几多故事。
不过且慢！“写作营”住得分散，但观球的中心恰恰在我这栋院子。邓友梅、柳萌、束沛德住在别处，住的条件好些，但离我远些。这里房子有些旧了，还有些潮气。但进到院里，门厅有一架钢琴，音色还不错。旁边的会议室应该是当年开会的地方，一圈很好的沙发与茶几。当然，如今都有大电视机，这让我们兴奋无比。
于是每天晚餐之后，我每每在厅里弹钢琴迎接大家。大家先围在钢琴边上唱上几支歌，吼它几嗓子，作为看球前的“热身”。郭雪波不久后在《北京青年报》上写了篇不短的散文，描写了我们庐山观球的种种趣事。他居然把我二百五的钢琴水平还夸了几句，夸我的琴声里透着俄罗斯的忧郁。我大笑不止，只好回话：哪天我开独奏音乐会免费请你，因为你为我做了广告。
多几个人看球跟一个人守着电视，那感觉，那氛围，差别真海了去了。特别是跟这些年轻人。他们中，郭雪波称我“兄”，徐坤称我“师叔”，因为杨匡汉是她的博士生导师。反正我最年长，球龄最长，这里条件最合适，大家聚集到我这里理所当然。
比赛一般晚上七点半或八点开始。一夜转播两场。啤酒糖果他们自然带来了。于是开始喊，开始闹，赌谁谁谁赢的，骂臭脚的，欢呼的。几天之中，我们一起看的有朝鲜对美国，德国对塞尔维亚，葡萄牙对朝鲜等等场次。第二场总是晚上10点以后了，我坚持不了，中途回屋睡觉；年轻人继续看继续喊继续喝。据说他们散场后再去马路上轧一圈呢。我不得不嫉妒他们的青春活力了。我想起十几年前我和徐坤在石家庄开青创会期间还一起看过世界杯预选赛，那时候我还敢熬夜。
因为大家赌了几次胜负，我的胜率比较高，几天以后徐坤对我说：“还是你看球比较专业”。这评价我很满足了。贝利预测足球被骂为“臭嘴”，因为他常常猜错。相比之下，庐山上的我仅次于那只章鱼。
郭雪波的散文就是为世界杯写的，只可惜我们在庐山的时间太短，只有不到10天。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应了那句老话。
顶级球友德宏兄
德宏兄姓陈，与我同年。当我们都进入“70后”之后，他成为我的顶级球友。很惭愧，我对他的体育才能包括足球知识的认识很晚也严重低估。以前只清楚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主持过很有影响的《当代文艺思潮》和《飞天》杂志，推出和扶植了一批作家和青年批评家。应该说为新时期文学立过汗马功劳。同时他还是个社会活动家，靠着他年轻，精力旺盛，既是策划，又是亲自联络、导游，让一大批文坛大家有了走访大西北，朝觐敦煌的机会。他陪过张光年，陪过冯牧；冯牧归途出车祸他忙着联系救援……德宏也坦承，有一年张贤亮在宁夏接待完旅美学者李欧梵，委托他陪李欧梵先生去敦煌。正巧碰上1986年世界杯，于是白天“马不停蹄”，夜半“目不转睛”。第二天小飞机飞兰州，人称运动健将的德宏居然在飞机上吐得一塌糊涂。张贤亮总是单刀直入，说德宏“活该”，还说“作协的球迷大多数是伪球迷”。
我们也正是在兰州经河西走廊到敦煌的路上熟悉的。那是1994年初秋，也是他筹划组织的。阵容可真强大哦！有唐达成、蒋子龙、高洪波、程树榛、陈丹晨、我……德宏居然还请来了我国台湾著名的美术家李锡奇和诗人古月夫妇俩。两位台湾同胞是第一次回大陆，第一次走丝绸之路去敦煌。于是大家从陌生（或许还有戒备）到亲密无间到难舍难分。什么叫血浓于水？我们每个旅伴都是见证人。回到北京，李锡奇先生说：“我来想办法，一定让你们都去一次台湾。”以后我们都陆陆续续去了台湾，李锡奇夫妇都要盛情作陪，就跟兄弟一样。
我离题似乎远了。德宏夫人到河北燕郊一所大学任英语教授，于是德宏退休之后沾夫人光到了燕郊定居。其实燕郊跟北京就隔一条河。我们的接触于是频繁起来，我也才知道他在体育方面几乎是个全才：田径方面他样样在行，跑、跳、投掷，他都可以进入校队，他还当过校篮球队教练，在兰州还拿过名次。
最难忘五年前夏天，北京连续40度高温近一周。德宏夫人带女儿出国自驾游，邀我住到他们家陪陪德宏。我们每天步行100米就可以到他们学校游泳馆里泡，这让我目睹了“70后”的德宏兄还能濳游20米；游泳回来就猫在家里看球。德宏家居然也装了三台电视，客厅连着餐厅各有一台电视，德宏不用挪屋子就可以看两个频道两场不同的体育比赛，如果他再把笔记本电脑放在膝盖，那可以同时看三个频道的节目。这样的球迷还不是顶级的吗？那真正是神仙过的日子，我竟忘记了那个夏天有过如此的高温。
再怎么说，德宏最钟爱的还是足球。每有大赛，国足级的，国奥级的，亚冠级的，欧冠级的，中超豪门级的，更不用说亚洲杯世界杯了，我们都会“事先通报，赛后总结”。中场休息时他还要从战术角度评论一番，给里皮或者卡纳瓦罗或者他老乡李霄鹏等等出出主意。里皮走了，里皮又来了，几号到，谁谁谁会入选“里家军”，我们都会来一番“猜想”。有时候，德宏和我关于下半场换人的思路居然和里皮是一样的。最后我会打趣：“明天你去机场接里皮吧，先代我请他喝杯咖啡。”德宏会接过来：“那是自然的喽，再找个时间聚一下，看再叫上谁吧。”——两个老顽童，就这样图个嘴皮子痛快，好像我们和里皮关系比足协还要铁。
中国队自摆乌龙输给了叙利亚，里皮愤怒离开。我给德宏打电话，想安慰他。他说：“不说了，不说了。”我知道他伤心了，我也知道他伤心的时候不会太久。毕竟中国队还活着，我们还有希望，我们还有时间反思和调整，我们还会拼搏。
如此美好的夜晚能否再现
对于数以亿计的国人来说，2001年10月7日之夜，是人生中最欢乐的夜晚。那一夜是怎么度过的？许多细节淡忘了，但最最关键的，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位朋友对我说：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时间的流水会冲走许多，冲淡许多；但最珍贵的，如同金块，自然会沉淀下来，如同你的初恋。
那一夜我无法去沈阳的五里河体育场。我早早坐在北京的一座居民楼16层的厅里。早早打开电视，泡一杯淡茶。我的小兄弟张瑞田是崭露头角的书画评论家和散文家，本来对足球的兴趣一般般，陪我看了几年球，竟然也摸到了些足球的门道，自然知道这个夜晚对于国人，对于上亿球迷的意义，也包括对于我——他这个兄长的意义。那时候他的太太在部队还没有复员，于是那一夜他定要来陪我。
因为踢平阿曼队就可以提前两轮出线进入日韩世界杯决赛圈，创造中国足球的历史。这夜晚五里河爆满，我相信我的球友们，不管他们在北京，在天津，在上海，都已经跟我同一时间守候在电视机前。
平心而论，那场球中国队踢得不算出色：太紧张了！眼看就要领证娶媳妇入洞房了。阿曼本是小组中最弱的队，客场我们都赢了他们嘛。
在经过有些混乱的六七十分钟，没有多少亮眼的镜头之后，不记得谁一个直塞，天津球员于根伟中路前插打门，进了！1：0，中国队一只脚踏进了世界杯。全场那个山呼海啸不用说了，我的心也狂跳不止。相信此时多少人希望裁判快快吹哨？那以后的二十来分钟，中国队的小伙子们不是“势如破竹”“越战越勇”，而是脚软了，阵形也不太清了。好就好在阿曼队在中国观众的狂涛之中，也脚下打滑了。
终于熬到了哨响，几亿人熬到了这一声哨响啊！教练席，替补席上的人向场地中央狂奔而去，流着泪忘情地呐喊欢呼，把塞尔维亚老头一次次抛向空中。
很快，远在巴西的朋友打来电话，他们第一时间得到消息，那里的华人也开始狂欢，中国队提前两轮出线，而巴西队的命运还没有最终结果。
“到哪里去？快晚上10点了。”不知是我还是张瑞田提议：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吧。出租车到了王府井就不能往前了。那么宽的街都是人，公交车已经见不到。我们下车，只见无论三两人，七八人，人群都在向广场方向走。前方传来欢呼的声浪，有不多的旗帜在舞动。越往前走人越多，但并没有感觉拥挤。人们笑着说着。随意走着，步子不急不缓，似乎千千万万人都一下子了却了人生大事。
街边有警察，他们分散站着，手里也无器具，一脸悠闲看风景的表情。树林里有警车，那是接送他们来值班的；好像还有急救车，那是防止有些人乐极生悲，应急用的。
我曾写过篇文章题为《足球也是一种快乐指数》。那一晚就是国人快乐指数的最高值。说真的哨声一响那一刻，我已经不激动了，我只是知足，我只是满身轻松。所以，我去天安门纯粹是散步，体验体验中国足球史上一道风景而已。
过晚上11点了，我不可能再去跟年轻人一起狂欢。我和瑞田往回走，没有公交，没有出租。我们走到前门再往东走，走不动也碰碰运气吧。果然，搭上了一辆出租车。
那一夜真累。我一般越累越要吃安定。可那一夜居然没有吃安定，也没有做梦。这样的夜晚，只有初恋时有过。如此美好的夜晚，今生还会有吗？
http://www.dashoubi.org/news/hqsy/2020-08-07/14078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