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史学界一直倡导“生存史研究”的南开大学王利华教授，专门组织了一次题为“生命的意义：从历史到未来”的学术研讨会，希望我这个所谓的“灾害史专家”给大家谈一谈在诸如饥荒、瘟疫或其他重大灾难暴发的所谓“非正常状态”中人对于生命的特殊体验。这当然是一个极具学术价值和人文关怀的话题，也是灾害史研究者自始至终都必须直面的沉重而又严肃的话题。
在离会告别之际，我以一种开玩笑的语气建议他把下一次会议的主题改为“死亡的意义”，人的生存固然以活着为主调，但离开了生命的终结，所谓的“活”也就无从谈起，唯有海德格尔所说的“向死而生”，死中求生，生生死死，纠缠不已，生命的伟岸方才得以凸显。
谁承想一语成谶。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从浩瀚的历史文献中去爬梳，去呈现古人面对死亡的态度和行为，一场突如其来、波及全球的庚子大疫，就以极端惨烈之势，把我们这些灾难的旁观者直接变成了史无前例的全球大流行病的受害者。尽管我在不同的场合一直都在呼吁要把各种各样的灾害，不管是自然的、人为的，还是自然与人为交互作用的，以及这种灾害所体现的自然、社会的“不确定性”统统纳入历史研究的范畴中来，把它作为一种研究对象，作为一种研究视野，甚而作为我们观察这个由人与自然交织而成的世界（不论其过去、现在或未来）的方法论、认识论，乃至某种世界观、宇宙观。但毕竟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一场生存危机来得如此迅猛，如此惨烈，持续时间如此之长，且最不能忍受的是，还没有人确切地知晓它究竟何时终了，而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秩序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同样难以逆料，我们唯一确知的就是这样的影响一定会让人惊心动魄。
疫病、灾害、不确定性，犹如挥之不去的巨灵，以其铁一般的无情逻辑和不可遏制的驱动力，把它自身深深地刻进了历史的进程之中，数百年来被刻意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现代性逻辑所重铸的社会秩序、自然秩序，在一个小而狡猾的病毒的肆虐之下乱象纷呈，此情此景，显然出乎所有地球人的预料。
虽则这次危机并不能阻止我们的成长之路，但两者之间如此强烈的反差，还是不期然而然地驱动着全国上下，以改革开放以来未曾有过的壮烈情怀，对自身、对家国、对全人类，以及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地球共同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深刻反思。不管这样的反思最终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有一点应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对不确定之风险的考量和防护，从此深深地楔入了中华国人的认知系统之中，也必将大大地改变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实践。只有自觉地学会与病毒共存，与不确定性共处，向灾害学习，才有可能摸索出一条人类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正道。我们终将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任何确定性的状态都将是人类适应不确定性而构造的结果，而且总是处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变化过程之中。
我们当然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努力地勾勒“后新冠时代”全球的新模样，但新冠疫情这一新世纪以来人类最大的“黑天鹅事件”，终将成为未来时代抹不掉的象征和标志。
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灾害、死亡、不确定性，与其说是历史的偶然，不如说就是历史的本身；与其说是历史大潮中的一朵朵浪花，还不如说是激荡历史大潮的伟力。它看起来是人类历史的非常态，实际则是自然或社会生态的常态化内在构造之特殊显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