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搜集的诸多民谣中，有一首是出自晚清的，其云：“知县是铁扫帚，太守是大畚斗，布政是贼布袋，都好将去京里抖。”说的是晚清官场腐败状况：知县为官一任，把地皮扫得干干净净，太守拿着畚斗盛满后，直往布政的大布袋里装，这些搜刮来的财物“将去京里抖”——孝敬京官的。
其实，“贼布袋”这一贪喻，在晚清很是流行。就说初任知县、后为两广总督的李瀚章，此人是有“宰相合肥天下瘦”之称的李鸿章之兄。李瀚章收到某贪墨者送他20万两银子的生日大礼，本该查究这个下属，旋即变卦，竟替他作了如此“考评”：廉、正、勤、能。当年，清廷官场私下里称谓李瀚章就是“贼布袋”。你想，“廉、正、勤、能”四个字共值20万两银子，每个字5万两，这般“布袋”还不“贼”么？
有学者研究古代行政学，得出一个结论：晚清的腐败已到了极致，比宋末明末有过之而无不及。官场由大大小小无数个“贼布袋”把持着，贪赃枉法已是公开化的事儿，只不过是用上了一些颇带“人情味”“道德化”的词语。如清代的徐文弼编著的《吏治悬镜》（当时它是给县官看的“人性百科全书”）里，提及各种人贪污时，就有“茶果”“酬劳”“折乾”“致谢”等；《官场现形记》则称之为“孝敬”“文仪”“喜敬”等；《两淮盐法志》里提到官吏向盐商索贿时，别称“提携”“规礼”“别敬”等。明明是搜刮民脂民膏的“贼布袋”，一旦贴上“人情味”和“道德化”的标签，似乎犯罪的事情也变得无所谓了。
我甚至认为：中国古代官场之所以对贪污贿赂变得漫不经心，“贼布袋”们不以为耻，与那些“人情味”“道德化”的语言标签有着密切关联。某件事的是与非、罪与非罪，在叙述它的语言上就应当准确、清晰，但中国古代士大夫官僚为了维系少数权贵的利益，将那些“贼布袋”的行为合理化，似乎下级“进贡”、上级“笑纳”是天经地义。于是乎，古代官场对贪污受贿没了道德防线。“贼布袋”遍布官场，贪污受贿变成了稀松平常，孰清廉孰被视为“另类”，这乃是“贪墨公行”的时代原因。
鉴于这一时代原因，某位清官欲洁身自好谈何容易！面对巨额贿赂，稍一放松警戒，便不自觉地堕落成“贼布袋”。兹不妨列举唐代笔记小说《幽闲鼓吹》里的一则轶闻。
掌管朝廷财政收支的户部度支使张延赏，上任后对度支司一桩昔日冤案耿耿于怀，信誓旦旦地表示：“此狱已久，旬日须了。”当天，公案上有张帖子曰：“钱三万贯，乞不问此狱。”张延赏很生气，决心加快办案进度；隔天，公案上又见帖子，曰：“钱五万贯。”张震怒，下令两天之内了结此案；第三天，公案上仍有帖子，曰：“钱十万贯。”这回，张延赏先是悚然，继而惑然，最后欣然，并将案件束之高阁。身边人问其故，他坦承：“钱至十万贯，通神矣，无不可回之事。吾恐及祸，不得不受也。”面对十万贯巨款，张延赏的自律意识就此释然瓦解了，终究与“贼布袋”为伍。说是钱“通神”，那纯属托词，“恐及祸”倒是一句大实话。倘若张延赏“钱至十万贯”仍不改初衷，执意要秉公查办此案，其结局只能是：或被换岗，或被排挤，或被诬告，加“祸”于身。这类悲剧在我国古代官场并不鲜见。
历史是现实的投影。“贼布袋”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早已灰飞烟灭了。但是干部队伍中仍时有“贼布袋”的魍魉身影出现。现今与历朝历代不同的是：一、先进的社会制度决不允许“贼布袋”成为普遍现象；二、“贼布袋”只能在阴暗角落里生存；三、“贼布袋”声名狼藉，最终逃不脱被法办的可耻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