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前，我和黄殿祺初中同窗，学校在他家门口，是守在金汤桥口的36中。班里那时喜欢画画的，有三个人，后来都成就了，名气最大至今仍在画画的，是在杨柳青画社画界画的于锦声。殿祺也很了得，后来就因画画进了河北省话剧团，搞布景和舞台美术。
初中毕业后，班里人各奔东西，我是从一个到海政文工团的班里同学，后来调到天津人艺的张涛（原名张志华）那里听到的。上世纪60年代初过石家庄的时候，专门到剧团去看过他，那时候他留着长发，说话文绉绉的，浑身艺青味儿，已是个当然的戏剧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参与过两个话剧的舞美创作，一是《红旗谱》，一是《战洪图》，两个谁先谁后我忘了。再有一个就是曹禺说的，“60年代他在河北省话剧院搞过我的《雷雨》舞台美术设计”，1982年以后，他又和先生一起，先后策划筹备过首届“全国舞台美术展览”和中国首届“戏剧家书画展”。
“文革”中间，世事苍茫，大家断了联络，谁都不知道谁在哪一方。从报章上得悉消息时，他已经千辛万苦地从河北调回天津，初在梆子团，后进文化局，再后成了著名的变广东会馆为天津戏剧博物馆的倡导者，坐上中国第一个戏剧博物馆馆长的交椅了。
上世纪90年代末一个春节，陪妻子女儿到天后宫进香，转到后殿，无意中看到楼上的“黄殿祺剪纸艺术展”，得悉他研究并创作天津剪纸，已有多年。2002年获他与女儿黄萍、儿子黄勇十五万言、两千多帧脸谱设计的《中国戏剧脸谱》一书，竟不知他如此有造诣地把中国戏剧图腾的脸谱，变成一种活画，抬推到象征艺术的极致。
由话剧寻踪引发的他对张伯苓的弟弟、中国北方话剧奠基人张彭春的研究，并集资料大成于世，又导致他步入学界。上世纪末我与他、张涛，还有马青山、梁吉生，和张伯苓后人一起在南开创作电视剧剧本《张伯苓》，就是由殿祺手联四方，牵头并组织的。殿祺在一次聚会中说，他能去北京拿来曹禺为这个剧亲写的剧名。开始大家都不信，因为那时已有传闻说，先生重病住进了医院。结果没过三天，我们集结再议时，殿祺把曹禺一生最后的亲笔手书“张伯苓”拿来，令我们所有人刮目。
初中上学的36中，是个普通的中学。班里之所以后来成就了如殿祺、于锦声、张涛、我等许多舞文弄画、演戏作诗的人，就源在我们都是天津卫老城里的孩子，大家每天步行在四面城牌楼、街道，呼吸四面的城巷风上下学，耳濡目染，骨子里蓄蕴的就是天津文化。后来不管岁月轮回，人生五味怎么流转，殿祺都没离开天津的老城里。老城没拆前，他住西门里，一个很让人向往的胡同大院的后院，老城里拆后，他哪里也不去，转了个方向，又落户在鼓楼旁边的东街。
现在那个氤氲风水的天津老城不在了，但城气城魂仍在，一直围着鼓楼、文化街居住的黄殿祺的一生，就是为它活着。这是他逾世八十一载，几番出入津门的，一团永远泄不去、散不尽的气蕴之魂。
《假日一百天》创刊十周年时，约我写过一首《鼓楼》诗，我说过：“鼓楼／在天津的位置／就是天／就是心／无论天津未来怎么移／怎么河，怎么海／怎么上边，怎么下边／这里都是文化的原点。”
殿祺，恰就是居住在这个原点上的人，他为自己的斋室取名“丹谱”，我以为其丹其谱的核儿，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