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我从微信朋友圈中看到邵燕祥同志于8月1日在睡梦中安然逝世的消息，总是不愿相信。伤逝之情舒缓后，我在夜半给他的夫人谢文秀发了一则短信：“惊悉燕祥逝世深致哀悼！”次日黎明收到她的回复：“谢谢！”这使我的哀思成了哀丝，从以往的岁月中抽了出来。
我比和燕祥大一岁，同在北平出生，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站入新中国的诗歌队伍，同在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同在1979年得到改正，到了2001年12月，同在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全委会名誉委员。经历的相同有助于心灵的相通。
相隔的遥远，使我们未能早日相识，只是从纸面上“听”到过彼此的声音，他读过我的《大雪纷飞》，我也记得他的《到远方去》。直到1981年，才得以初次见面。那是在我去北京参加“全国歌剧座谈会”期间。在我当年12月5日的日记中写着：“去诗刊社，与陈爱仪、邵燕祥、邹荻帆一谈。邵告知《关于诗的随想》元月号已发，并写给他家地址。赠他《川藏》《古堡》各一册。”（其中的川藏是我的长诗《川藏公路之歌》的省略）记得当时的诗刊社是在北郊的一排简陋平房里，燕祥的家则在城东南角的垂杨柳。三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我去他家拜访，正碰上他和夫人在吃晚饭，房子非常窄小，他们在过道里靠墙放一张小桌，坐着矮凳用餐。他送了我一本新出的诗集《含笑向七十年代告别》，一看书名我就想到，六十年代我们应当是含泪告别的吧。他这个集子里收的是他那几年新写的短诗，时代感很强，其中有许多首我都非常喜欢。我们虽然都经历了“太大的弯度”(公刘语)，但在我们的作品中始终保持了乐观的色彩、昂扬的精神、明朗的调子，既不嘲风弄月，也不晦涩朦胧，更不因伤感而消沉。同时，我们那一代诗人，都是习惯用赋的手法直抒胸臆的，因此也有共同的缺点，那就是有的语言过于直白，有点“赤裸裸”了。究其原因，是由“为政治服务”并注重诗的“大众化”所导致的。这一点，我曾直接向他提出，也已取得共识，共同注意克服。
1983年，我在参观北大荒的人参种植场时，灵机一动，写了一首题为《关于黑夜》的诗，其中有这样一些段落：“人参就不在阳光下生长/不少的鲜花/只在夜间才开//明亮不一定美好/君不见，午时三刻/问斩过多少人才//把黑夜打入另册/自己垄断了白天/不会有真正的未来//黑夜里也有罪恶/像地下的潜流/阳光下的罪恶像海。”甘肃的一家杂志已经发排了，却被主编撤下，说它是“属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作品。编辑和我都不能接受，我就把原稿寄给了邵燕祥，请他鉴定。他很快回信——原信我已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无法引用原文——他在信中明确表示，它不是所谓自由化的作品，同时他也谨慎地提议，因为这首诗的含义有不确定性，目前还是以不发为妥。
我的评论文章《致诗友——关于诗坛的不正之风》《致诗人——二谈关于诗坛的不正之风》等文章，就是在他担任《诗刊》副主编的时候于《诗刊》发表的，当时还产生了一些社会影响。
平常我们联系不多，但相互寄赠新作，在收到他的《邵燕祥诗选》（2011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之后，又收到了《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201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这可以说是他青少年时期的编年体自传。他在书的扉页上写道：“高平兄赐阅，并祝身笔两健！应对匆匆。迟呈为歉。”同时告诉了他的邮箱和夫人的手机号码，注明：“此为老伴手机，因我耳全聋，不能接听电话，但可借其收发短信。”
我看过此书以后，给他发短信说：此书能够出版而且又多次加印，实属不易。他在回复中承认了这种幸运。为此我在2018年的端午节，写了一首《自由曲·致邵燕祥》发给了他：“不见君已久，文章更风流。字字句句浸血泪，章章节节笔力透。煌煌432页，沉甸甸、写在反思后，照清那段历史，应是一灯油；若筑当代长城，可做一砖头。此书能出版，幸有编辑睁开了慧眼，高抬了贵手……一年印了五次，应了读者需求。能看出、人心世风还有救。我与你、思想同脉络，经历太相似，苦难共身受。十年豪情类耍猴，一腔热血付东流。痴长你一岁，落后你十年，愧对老朋友。唉，沉船捞起，满是斑斑锈。”
此刻，我又记起了他的一些诗句：“阳光消融在我们的歌声里，我们的歌声又在阳光下消融”“从那一天起，不分雨天和雪夜，我为朋友们敞开板门”“砍不倒的防风林就是我们自己”。邵燕祥是一棵砍不倒的大树，是一个昼夜敞开着大门的朋友，是一位永远为阳光歌唱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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