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货殖列传》的价值，在于真实地道出了人类的困境：不论你道德品质有多高尚，不管你是君王还是小民，生存的基础，永远是物质的。没有物质基础，所有的思想与精神、自由与尊严，都无法依附。追求财富，几乎是人的本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司马迁非常坦率地承认：神农氏以前的事情，我不清楚，但是，从《诗经》时代以来，我知道人人都追求口腹声色的享受，这是人的本性。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遵循这一规律，其次是以利诱导，再次是教育，第四是以制度规范，最差劲的办法是与这一本性对抗，只唱道德的高调。
人的管理，就是欲望的管理。人一要生存，二要自由，这两个根本的欲望，都离不开物质的条件。追求财富，并非坏事。
司马迁写了很多有名的富人故事。宣曲任氏是勤劳与节俭致富的典型。任氏的先人，是国家粮库的官员。以前的国王、贵族、官员基本世袭，到秦朝的时候，任家依然做粮管所所长。当秦末大乱的时候，别人抢着存放金钱珠宝，任氏只窖藏粮食。后来楚汉相争，相持于荥阳，战争经年，老百姓无法耕种，所以，一石米达到天价，任氏因此发了一笔财。战争结束后，任氏成了富翁，但是依然不改本色，非常节俭。他家几代都是富户，尽管如此，家规依然严格：不是自己家生产的粮食布料不吃不穿，公事没做完不得饮酒吃肉。大家都非常敬重任家。
冶炼业，是当时的先进技术，铁器，是最先进的产品。郭纵、程郑、宛孔氏、曹邴氏都靠冶铸发家，富甲王侯。蜀地的卓氏，原先在赵国以冶铁起家，是个富翁。秦灭六国后，财产被秦朝没收，人员也被要求迁徙。卓氏夫妇只好推着辇车，跟着迁徙大军前进。被迁徙的人中，有钱的都纷纷贿赂官员，希望留在离家乡近一点的地方。只有卓氏不这样做，他认为，此地狭窄贫瘠，不宜生产和贸易，反而要求远迁。到了临邛，他发现了铁矿山，就在这里住下，重操旧业，以先进的技术开采、冶炼钢铁，开展贸易，逐渐又成为富翁。
贸易流通一直是致富的重要渠道，古今中外皆如此。洛阳处于经济中心，所以，从事商业致富的人特别多。许多穷人，都将学习经商当成改变命运的手段。他们常常长途贩运，贱买贵卖，以从中获利。其中的师史最有名，他常年搞长途贩运的大车就有几百辆，分别行走于各郡国之间，为了赶时间争利润，常常是数过家门而不入，所以，他家也很富有。
桥姚也靠做贸易起家，他做的是边境贸易，以中原的物资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换牲畜产品，从中牟利。到了汉朝政府开拓边疆的时候，桥姚已有马千匹、牛几千头、羊上万只，家中贮藏粮食数以万钟，成为当地巨富。
从历史看，主导社会的力量，不外是权力、财力和智力。文明进步的体现，则是后两者起的作用更大、前者的作用更小。因为财富和智力创造，都以限制王权、平等相处为前提，如果权力随时可以剥夺财富，富人就无法长期生存。在古代，即使和平时期，王权对富豪们的财富掠夺，也时常发生，除了权贵之家，富户很难久存。加上王朝更换频繁，人们的财产更得不到保障。最后，财富为权力者通吃，知识也只为权力服务，“万财归权”“万智归权”，所以，古时的社会形态总是呈低水平的循环状态。
司马迁说：“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富翁可以与王者同乐，他们是不戴王冠的王者，即所谓的“素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