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从小就深知勤奋耕耘、自修成材的重要。他说，“俞老的著作是我的启蒙老师”，“我无论是读诗词或是读小说，都是从俞老的著作先得发蒙的，但我得见俞老，却在我读俞老的书以后四十年”，即20世纪70年代末，他才因工作关系与俞平伯有所交往。
1980年6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召开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俞平伯虽被邀请，但因年老体弱，未能到会。因此，他手书旧作诗《题〈红楼梦〉人物》条幅以及《致“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的信，一并托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冯其庸带到会上。当时海外许多红学家为俞平伯未能出席研讨会而深感惋惜。所幸在会议期间举办的展览会上，主办方展示了俞平伯的诗幅手迹，并由冯其庸代读了俞平伯精心撰写的信函，稍稍弥补了他未能与会的遗憾。
1990年10月，冯其庸出差兰州，从报纸上看到俞平伯辞世的消息，深感痛惜，立即撰写了《悼念俞平老》一文，发表在次年《红楼梦学刊》第1辑。文章回忆了他与俞老交往的每一个细节，他写道：“犹记数年前，我同上海老友陈从周兄一起去看俞老……我们到了三里河俞老的家里，俞老很高兴地从房间里一个人扶着墙壁慢慢地走出来，然后又从墙壁摸到椅子，再从椅子摸到八仙桌，然后一步步挪过来。并不是俞老眼睛看不见，眼睛是看得见的。他一面摸着墙壁、椅子走路，一边还给我们说话，他说这样比别人搀着还要可靠，可以自己作主，不让人牵着走。”冯其庸描写得十分传神，写出了晚年俞老的自强自立。他遗憾未能在俞老“长行之前再见上一面”，由衷表达了对俞老的惜别。
1997年末，十卷本《俞平伯全集》出版。转年3月2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俞平伯全集》出版座谈会”上，冯其庸发言说：“俞老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是本世纪红学的大家，有人问我对俞老有关红学的评价，我是后学，岂可妄评前辈。但新红学对旧红学是一次革命，是一次开创性的前进，这是人所共知的，这是历史的结论。要评价俞老的红学，首先是承认这个基本事实。要不是胡适、俞老的努力，红学还停止在索隐派的迷雾里，哪还可能有红学的今天？所以新红学派突破和粉碎旧红学索隐派的迷障，为后来的红学开辟新路，这是一大功绩。”他特别强调“俞老的红学，是全集里洋洋三大卷，占全集的十分之三，其中不少真知灼见，是我们红学的一份重要遗产，自当珍惜”。
作为红学家的冯其庸，在红学前辈俞平伯的身后，对其学术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对俞老的书生本色，也总结得十分精到：“俞老一生为人本色，为学问也是本色，即没有一点虚伪造作，没有一点夸张。读他的文章，无论是研究性的文章还是创作，都是地地道道的本色，这实在是做人和做学问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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