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作家金敬迈去世的消息，勾起了我的一点记忆。我把那篇讲述他创作《欧阳海之歌》的过程的文章转发到朋友圈，并提到了这部我小学时的读物中的一个细节。老同学邵明哲给我留言，夸我“记忆力真好”。我回复她：“估计你那时也读过这本书。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嘛。”在建国小学上学时，我是班里的“红小兵”中队长，她是全年级（后来是全校）的大队长；“好孩子”云云，虽然有点戏谑，但并非全是戏言。
“红小兵”是“少先队”在那个年代的“曾用名”，它在历史中的痕迹，远不像“红卫兵”那么深刻、昭彰，却是我们童年岁月的主流，决定了我们所受的教育，所读的书。课本的“色彩”是不用说了，课外书也多是浓烈的“红”，一如《欧阳海之歌》封面那火焰般的底色；就连给小屁孩看的“小人书”，也大多是好人苦大仇深，英雄剑眉怒目，坏人一水儿的丑陋猥琐。看得多了，就对镜自查，怎么看都觉得自己不大像“好人”，更不像英雄，顿时气短了好几秒。
尽管自惭形秽，也还是硬着头皮擦着鼻涕读下去。实在是无计可施——除了这些书，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有人就有。后来读过一些同代人的文章，说自己在那个时候，机缘巧合或妙计巧施，读了不少好书，文学名著之类。这更让我惭愧不已——那些书，我当年一本也没读过；岂止没读过，甚至大部分都没听说过。上高中时，我曾问我妈妈，咱们家怎么就没留下几本好书名著啥的？她说，家里以前的书，都在“破四旧”的时候烧了。我说：“怎么不偷着留点？”“哪敢啊。”母亲无奈地说。
祖上历代，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爸妈虽不至胆小怕事，但总是循规蹈矩，冒险的事，是断断不敢做的。这样一来，我小时候能读到的，除了“小人书”，就都是姐姐哥哥借回来的“红书”，什么《红雨》《三探红鱼洞》，什么《连心锁》《激战无名川》，什么《征途》《雁鸣湖畔》，至于《金光大道》《艳阳天》更是不在话下……小学三年级时，我还读过一本竖排繁体版的写董存瑞的小说。书名我不知道，我压根儿就没见过它的封面封底书脊扉页版权页，甚至都没读过它的开头结尾——那时的书大都是多人传看，传来传去，就成了这个样子，或者叫“不成样子”。可见当时不仅物质粮食短缺，精神食粮更是匮乏。
我最早见到的文学名著是《水浒传》。那是我小学四五年级吧，它因为“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被列为“反面教材”，为“供批判用”而“内部发行”的。有同学家人是干部，有资格或“后门”，得到一套，偷偷带到学校显摆，引得大家踊跃预约——还没轮到我，就被家长喝令收回。与名著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于我顿成泡影。
再接触名著，是上了初中，“四害”已除，“禁书”解禁。哥哥借来了一本《红楼梦》，是四卷本的第二册。劈头就从“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看起，直看得一头雾水两眼迷离三焦不通四肢乏力……
说这些往事，本无意证明自己打小就多么喜欢文学，更不是自诩生来就有搞文学的“虫子”（也叫“天赋”）。直到高中，我才算开始“以文学的名义”装模作样地喜爱读书，以至于给新发的课本包书皮，也要写上《西游释厄传》《三国志通俗演义》之类的大名，耍了许多臭不要脸瑕不掩瑜的把戏。与这虚荣心不无关系的是，后来，我大学时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工作后又干了跟文学有关的行当，算是把“假戏”做成“前戏”了。
无书可读的童年，确是乏善可陈，说是虚度蹉跎，并不为过。只是那样的年代，那样的条件，以我的愚顽鄙陋，还能受益于这点可怜的阅读，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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