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毕业于1982年。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熟悉一个词：毕业分配。也就是说，那时的毕业生都还在国家计划之内，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劳动力由国家统一安排的政策仍在实行，人才市场尚未开放。仔细想来，那种办法的好处就是像包办婚姻一样，无须当事人自己费心；它的缺点，也像包办婚姻，就是给你的对象未必是你喜欢的。
1982年，这种传统仍在延续着：毕业前夕，学校层层召开大会，领导作动员，学生表决心，壁报栏贴满了决心书，校园里到处是大标语：“服从祖国需要，听从党的召唤！”“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
当然，1982年的这一切已经多是表面文章，很不真实。因为表决心要去内蒙古的，最后并未去；大会上慷慨激昂要去西藏的，最后也没去。就学生而言，宏大的表演已经与实际的算计相结合；就负责分配的院系领导而言，也并不总是板着面孔在“祖国需要”的名义下填写名单，而是找学生谈话沟通，了解个人愿望。所以，表面上是无条件服从分配，事实上是每个人都在算计如何达到自己的目标。甚至传出了可怕的流言：某某系某某人闯进了某领导家里，双手搬了个大西瓜，瓜上插了一把刀。第二天，原来的两地分居就调整了。
分配方案公布了，我被留校任教。按照当时的看法，教书这工作不算坏，也不算好。因为虽然“臭老九”的帽子已经摘掉，但做教书匠仍然不是当时有志者的选择。几年后作家柯云路在他的《新星》中仍然有精彩的描写：潘苟世对那位教师说：“好好表现，我提拔你去当售货员。”时代风气足以改造多数人，当时的“天之骄子”们自然不屑当教师，而把目光投向权力部门或物资性单位。很可惜，我的情况不一样，做教师成了唯一选项。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知道自己有三大劣势：一是没有背景，进步的路上无依无靠；二是思想杂乱不规范，说话常常不着调；三是不怕见人，却特别怕见官，给领导敬杯酒都会手发抖……如此种种，好岗位就与我无缘了。我相信自己的工作能力，但我知道，踏上社会后，只靠工作能力或者勤勤恳恳，是远远不够的。
我到哪里去呢？当时曾经很无助。许多同学都选择了回故乡，我也深爱我的故乡，小城青州，那里不仅有山有水很漂亮，而且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但它能给我什么位置呢？只有中学教席。于是我想，与其做中学教师，不如做大学教师。同样是教书匠，大学比中学轻松些，自主的时间多一些，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更何况，四年大学生活，已经使我最密切的社会关系不再在家乡，而是在学校。当然，我也想到了另一面：未婚妻在七百里之外，相恋已经九年，不可更换。我们已经27岁，应该结婚了。为了生活的安逸，我应该去她所在的另一个小城寿光。经过反复权衡，我还是决定选择留校。
感谢教授们的竭力推荐，感谢领导的厚望与厚爱，我被留校了。如今，我庆幸当时的选择，因为不同的选择使我置身于不同的人群，赶上不同的机会。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有一些特别的老先生，他们像风暴过后的老树，枝干光秃秃，难见花果，但根还活着。在他们的身边，成长着一些青年。1982年夏天的选择，使我有机会成了他们的弟子，或私淑弟子。可以说，没有当时的选择，就不会有现在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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