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行俭系初唐时文武双全的奇人，善于鉴别人才，经常向皇帝推荐各类贤才。有人多次向他推荐“初唐四杰”——王勃、杨炯、骆宾王、卢照邻，称四人皆才华横溢、出口成章。《新唐书·裴行俭传》载裴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如勃等，虽有才而浮躁炫露，岂享爵禄者哉？炯颇沉默，可至令长，余皆不得其死。”意思是说，他们四个都有才华，但皆“浮躁炫露”，也就是狂啊！事情果然如裴行俭所言，后来王勃年轻轻的失足落水；卢照邻痛风很厉害，后因不能忍受疼痛跳水自杀；骆宾王参与徐敬业谋反，讨伐武则天檄文就是他写的，失败后被诛。只有杨炯，做人相对低调，最终当了盈川县令，虽系芝麻官，却是“初唐四杰”中唯一得以寿终的。
不能说裴行俭有多厉害，他指出的不过是某些文人的通病：即只通文艺，缺少器识；做文人挺好，做官可能不尽如人意。而彼时，除了“初唐四杰”，还有“文章四友”，分别是杜审言、苏味道、李峤和崔融。比起“初唐四杰”，“文章四友”貌似不很出名，而他们的后人却十分了不起。杜审言的孙子是“诗圣”杜甫，而苏味道的后人则是以苏东坡为代表的“眉山三苏”。
“文章四友”都比较狂，其中最狂的当数杜审言，虽论才华远不及杜甫，但恃才傲物的性格却是杜甫所不及的。杜审言有句名言，即：“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意思是说他的文章如与屈原、宋玉比，屈、宋二人要靠边站；他的书法如与“书圣”王羲之比，王羲之得甘拜下风。放眼有唐一朝，敢这么夸海口的，大约也只有老杜一人了。杜审言不能说没有才华，可别说比起他的孙子杜甫，即便和“初唐四杰”等相较，他的差距也很明显。
按说低调做人比什么都强，多学少炫，多看少说，可老杜偏偏就是狂啊，整天骂这个数落那个，自以为天下没人比他聪明。哪怕对与其并列的苏味道，杜审言也不厚道。当初苏味道身为天官侍郎，杜审言曾参加了对苏味道的“官员述职考核”；考试结束，杜审言对身边人讲，这一回苏味道必“死”。人惊问其故，杜审言道，因为苏味道的文章写得太差，他见到我写的文章一定就会羞愧而死。如此高调拔高自己、贬低他人甚至是自己的朋友，杜审言已经不是狂了，而是狂妄了。后来，他被从长安贬到当时偏僻的江西当吉州司户参军，之后又被贬到今天的越南，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民国时期，也出了不少“狂人”。比如骂过陈独秀与胡适的黄侃，再比如自称研究庄子第一人的刘文典——他们狂，的确也有狂的资本。但他们的狂不是狂妄，也不是狂逸，而应算是一种狂傲吧。那时的文人，常常相互不能认同对方的观点，但却认同对方有保持自我个性的权利。
狂是逸的催生婆，而逸则是一种纯然的赤子之心、赤子之声，是大洒脱与大自在。魏晋之人所表现的便是一种狂逸，如嵇康、阮籍、陆机、谢灵运等。嵇康面对屠刀仍不失风度，将临大限仍保持潇洒，以一曲《广陵散》与亲朋诀别；陆机与弟弟陆云一同被绑缚刑场，却说家常般与陆云回忆兄弟俩年少时在老家闭门读书的往事；还有谢灵运，被临刑问斩前最后一个要求，是把自己的髭须给南海祗洹寺维摩诘像为须……
狂，需要资本，但绝非有资本就成为狂妄的理由。都知道祢衡“击鼓骂曹”。事实上那也是因曹操想见祢衡，祢衡装病不见，曹操听说祢衡爱好打击乐，就让祢衡来击鼓助兴。但接下来的故事好多人不了解。祢衡骂完了曹操，曹操无奈，自嘲道：“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可曹操也没把祢衡咋样，而将其送至荆州刘表那里。刘表听说祢衡系名士，“甚宾礼之”，甚至是“文章言议，非衡不定”。而祢衡呢？认定刘表只是军阀里的二流货色，比对曹操还要轻慢，平日里鼻孔朝天，狂到不行。刘表没辙，依谋士意见，想个办法将祢衡又介绍到江夏黄祖那里。黄祖行伍出身，性子急。一次黄祖宴客，祢衡当面出言不逊，黄祖直接让人将祢衡拖出去斩了。表面看，这是曹操借了两把刀把祢衡除掉，可谁又能说不是祢衡狂到没底线，自己找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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