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的《1984》，面世于1948年。2015年仲春时节，一个乍暖还寒的晚上，我一口气读完，深夜难眠。温斯顿、裘莉娅、老大哥、栗树咖啡馆、大洋国、欧亚国等，这些人名、地名、国名如木叶随波，折叠入沉默的深井。想起海子的诗句：这是绝望的麦子/永远是这样/风后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还是道路。
《1984》是一本让人悲伤到沉默的书。沉默至深，则为绝望。1984，作为一个数字，仅仅是出自一种结构上的倒装。奥威尔将其作为一个未来的时间节点，探讨和思考人的存在的可能性，可能性的领域，可能性的一切。毋庸置疑，伟大的小说总会具备某种预言的特性。《红与黑》之后，资产阶级逐渐获取决定性的话语权；卡夫卡之后，个体与体制的对抗成为普遍的现实；《百年孤独》之后，拉丁美洲的焦虑不仅被展示，而且依然在持续；《阿Q正传》之后，一种生存哲学回环往复，以至于演变为某种文化根性……对于《1984》而言，也是如此。而在各种主义和运动之外，人类各种文化共同体间，长期被冷战、核危机、环境恶化所笼罩。音乐家耶胡迪·梅纽因如此总结道：“如果让我来总结20世纪，我要说它升扬了人本所及的最大希望，它也摧毁了所有的理想与幻想。”升扬和摧毁正反两面，构成一枚完整的硬币。这不是歌德式的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问题，而是昆德拉式的经典命题——他们拼命地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时，他们却发现这里并非如自己想象的那样。
“世界秩序建基在谎言之上”，《1984》似乎就是对卡夫卡这句惊世之语的佐证。为了维系光明不断、永远在胜利的社会假象，依靠欺骗和暴力，依靠制造永远存在却又虚幻的敌人，一个凝固形态的社会结构被建立。缺乏流动性的社会，即使是被冠之以天堂的名片，也是可怖的。毕竟，流动性为社会发展活力之所在，而取消流动性的终极所在，必然以窒息生命个体任何形式的天性本能作为代价。
作为女性人物，小说中的裘莉娅仅仅处于身体觉醒的层面，为了维护爱情和性爱的合法性，她用尽一切手段将自我伪装起来。她并不关心身体之外的东西，所有的精确计算皆是为了保存身体这一最后的阵地。失陷是必然的，如同死亡是必然的一样。而对于男主人公温斯顿来说，身体和思维的觉醒双向存在，因此，苦痛也必然带有多重性。如电影《楚门的世界》中的楚门一样，一旦感知到假象的普遍性，便毅然登船，开启逃离的旅行。而无处不在的电幕摧毁了温斯顿思想逃离并诉诸身体的任何可能性，从101病房出来后，坐在栗树咖啡馆里面的他已经成了行尸走肉。后来，他和情人裘莉娅再次会面。这个时刻，爱情死掉了，思想也被撕碎，一切归于可怕的平静。最后的枪声响起，死亡对于温斯顿来说，绝非一种解脱，而是开启了深渊的坠落历程。
《1984》在结构、叙事进程方面，很容易让人想起电影《十二怒汉》——相对封闭的语境、线条分明的人物、并不曲折的故事、令人压抑的心理场域。但就是这些因素的组合，却迸发出春雷般的力量。对于《十二怒汉》来说，这种力量来自个体的忏悔和内省，对于《1984》来说，这种力量来自阅读者的绝望。是的，绝望是一种力量，恰如鲁迅在《墓碣文》中所言：“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