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不仅是爱书人读书的地方，亦是爱书人的精神栖息地。虽如此说，但在当下房价高炽之际，能单独给书一个安顿的场所，并非容易的事。唐朝那会儿，房价应不如是之高，所以白居易应举至京，见到顾况，顾况只说，米价方贵，居亦不易。否则，他应该会说，京城房贵，居大不易！
我的书房不大，十平方米略强，称之为斗室可，称之为方丈似亦无不可，虽然我不曾出家。坐卧其间，可喝茶，亦可发呆，可摩挲旧书，亦可读晋唐法帖，一切随心，一切安好。我的书房里藏书不多，两千册上下，以中国的经史子集为主，次为现当代名家学者的集子，而外国之典籍最少。所藏之书，都是近三十年来陆续购得的，开先从书店或旧书摊上淘得，后来主要是网购。日积月累，存书渐多，虽无孤本、善本，但却常常沉湎于淘书、读书之乐中。我爱《诗经》《楚辞》和唐诗宋词，亦爱《庄子》《史记》《世说新语》和明清小品；我爱鲁迅、周作人、胡适，亦爱钱锺书、钱穆、陈寅恪、唐德刚。总之，读书无系统，杂览而已。
我的书房有一门一窗，二桌二书橱，一椅一电脑，还有一半百老翁，仅乎此。门，当然是用来进出的，世上好像也不闻哪间房是无门的；窗，透过它可看街上的秋树，亦可看冬雪飘扬；可观天边云卷云舒，亦可望晚晴夕照、明月如钩。书房消磨了岁月，岁月也消磨于书房之中。书房窗前的桌子，用来读书或发呆；墙边的另一桌摆放电脑，有时用来浏览信息，有时用来写作。欧阳修晚号“六一居士”，我之书房，虽有九“一”，但岂敢以“九一居士”自称？
印象中，周作人的苦雨斋、宋春舫的褐木庐以及金庸、董桥的书房都是宽敞漂亮，藏书亦多且精，而钱锺书的书房并不华美，藏书也不多，但却是个大学问家。由此可见，书房的大小、藏书的多少，并不表示学问的深浅和多少。有时看到书店或自己书房里成排的书，不觉兴河伯之叹，晋代阮孚尝谓：“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而人的一生又能得读几部书？
古人说，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知堂在文章里引用别人的话说，书房是不宜被人看的，怕被看去了心思，是件危险的事。如今读书的人越来越少，来串门的亦少，读书人兼串门人，更是少之又少。倘在风晨雨夕，有同道好友来访，延请至书房，品茗谈书，亦是颇为快慰的事。
清王应奎《柳南随笔》记李鹿山藏书事有云：“李公性嗜书，所藏多善本。每本皆有图记，文曰‘曾在李鹿山处’。后坐事讼系，书多散佚，前此所用私印，若为之谶者。夫近代藏书家，若吾邑钱氏、毛氏，插架之富，甲于江左，其所用图记，辄曰‘某氏收藏’‘某人收藏’，以示莫予夺者。然不及百年而尽归他氏矣。”古人藏书的散佚，令人慨叹世事无常。所以王应奎才会说，李氏藏书印“所刻六字，寓意无穷，洵达识也”。
《阅微草堂笔记》里，纪昀与董曲江谈及图书器玩之聚散，董氏有言：“余则谓消闲遣日，不能不借此自娱。至我已弗存，其他何有？任其饱虫鼠，委泥沙耳。故我书无印记，砚无铭识，正如好花朗月，胜水名山，偶与我逢，便为我有。迨云烟过眼，不复问为谁家物矣。”董曲江之所见通达洒脱，当浮一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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