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戏曲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北京服装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西安美术学院、武汉音乐学院等八所艺术院校联合举办《艺术院校疫情防控思政公开课——责任使命担当》，九位专家将抗疫精神融入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思政课的课堂，激发青年大学生的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
16日上午公开课在网络平台正式开讲，中国戏曲学院党委副书记徐超讲授《战疫逐梦书写新时代青春华章》。他说，今年适逢中国戏曲学院建校70周年，国戏学子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并传承着国戏精神。在他们身上，体现国戏的血脉传承，有着艺术家的筋骨和温度，更有着立志报国、承载国家未来希望的责任、使命与担当。
星海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陈平讲授《生民之道，乐为大焉——主旋律歌曲创作》。他表示，音乐的教育意义可以概括为“生民之道，乐为大焉”，艺术教育工作者要运用思政课知识创作抗疫主旋律歌曲，要提升自我的道德素养和音乐素养，领悟音乐中所蕴含的道理。
据直播平台统计数据，16日上午有近23500人参与公开课，互动留言9100余条，公开课引发师生们的深入思考。
北京服装学院学生盛鑫洁在这次疫情中，自愿报名成为了志愿者，在福建为武汉的同胞们筹集捐款和医疗物资。她也看到不少与她同是“00后”的兄弟姐妹们，在抗疫前线挑起大梁。“少年初长成，羽翼渐丰，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也是我们后浪的担当。”
“通过老师们的讲授，我更加认识到音乐学习和思想政治学习有着紧密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音乐学院2019级音乐师范教育中心学生魏欣然说，《乐记》有云“德音谓之乐”，好的音乐抗疫作品一定是融入了主旋律、正能量的理念，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力量。作为一名音乐学院的学生，提升音乐素养的同时，提升道德政治觉悟、心系国家是不可少的，只有这样由术上升到道，我们创作、演绎的作品才有根基，才能更能打动人心。
据悉，此次公开课由中国戏曲学院发起，授课团队由各领域的专家组成，采用网络直播形式。后续的课程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助理刘壮、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等将从不同角度进行讲授。此次授课内容将作为北京市思政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的课程资源，为广大思政课教师提供鲜活的备课案例。(完)
我们承认地球上、自然界发生灾难的必然性，从总体上说是不可抗拒的，我们也许可以减轻它造成的损害，但第一你不可能让灾难不发生，第二灾难发生后你不可能让它完全不造成损害。既然如此，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灾难？我归纳了一下，大致有四种态度。
第一种是理智的态度。既然灾难是事实，躲避不了，那就只好受着，否则还能怎样？儒家就有这样一个观点，所谓尽人事而听天命。灾难属于天命，你只能顺从，在这个前提下，你可以尽人事。在减轻灾难的祸害上，人类不是无可作为的，我们可以提高预测技术，做好防灾准备，增强抗灾能力。荀子有一句话，我印象至深，经常用它来勉励自己。他说：“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就是作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在自己能支配的事情上你要努力，而对于老天所决定的事情，你就不要羡慕或责怪了。其实道家也赞成听天命，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对于你无法支配、无法改变的事情，你以平静的心态把它当作命运接受下来，这说明你的品德高到了极点。
这种观点也是西方有些哲学家所主张的，尤其是古罗马时期的斯多葛派，强调要顺从自然，对于自然所规定的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你要平静接受。灾难发生不发生，这是你支配不了的，但有一件事情你是能支配的：就是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灾难。如果你面对灾难做到不动心，仍然保持宁静的心情，那么这个宁静的心情是任何外界的力量都夺不走的，而且是唯一夺不走的东西，是你只要愿意就能做到的。在斯多葛派哲学家看来，面对灾难拥有一颗平静的心，这是很大的成就。
第二种态度我称它为伦理的态度，就是肯定苦难的精神价值。对于灾难、苦难，不只是顺从它的问题，还要通过它来获得精神上的提升。一方面，苦难可以让人对人生有更深刻的领悟。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一个人一辈子如果总是走运，没经历苦难，这样的人实际上就丧失了对生活的另一半的认识，这样的人是比较浅薄的。另一方面，苦难具有提升人的道德的价值。也是塞涅卡说的：灾难是美德的机会，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承受了什么，而是你怎么承受的。灾难考验人，因此也就提供了一个机会：为了经受住考验，你必须提高自己。
肯定苦难的伦理价值，也是一些文学家的观点，最突出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说：“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他的意思是说，承受大苦难需要人格上的伟大。
关于苦难的精神意义，我觉得讲得特别好的是一个叫弗兰克的奥地利心理学家。在二战期间，因为是犹太人，弗兰克被关进奥斯威辛集中营。我们都知道，进了奥斯威辛基本上是死路一条，事实上他的妻子、孩子、父母都在那个集中营死去了。他说他观察到，如果一个人在那种境况里看不到苦难有任何意义的话，这样的人很容易垮掉。遭受着种种不人道的折磨，同伴们不断被送进毒气室处死，看不到任何生还的希望：面对这样的苦难，人生还有没有意义？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弗兰克说，当时他有一个信念，就是以尊严的方式承受人生中这最后的苦难——这本身就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因为它证明了人在任何时候都拥有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这最后的苦难本身好像已没有任何意义了，只是酷刑和死亡——但是，你是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还是以没有尊严的方式承受，却是完全不同的。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这本身就是意义，证明了你仍然拥有精神自由，无论多么大的苦难也不能剥夺你的这个自由。同样道理，在自然灾难面前，在地震面前，人没有拒绝的自由，但是人仍然拥有一种精神自由：就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来承受这个灾难。
第三种是审美的态度。在中国哲学里，庄子是一个代表。在庄子看来，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很渺小，就像是一石一木在大山中，但他认为，人可以靠一种精神自由的境界来超越这种渺小，超越人作为自然物所受的限制。他讲齐生死，讲逍遥游，倡导与造物者游、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样一种大自由境界，把小我化入到宇宙的大我中去，进入了这个境界，你的小我所遭受的限制和苦难就都不在话下了。
在西方哲学里，尼采可以算是审美态度的一个代表。他也认为，大自然对生命丝毫不仁慈、不怜悯，不断创造出个体生命又不断地把它们毁灭掉，对于个体生命来说，人生本质上是痛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酒神精神，基本意思是要摆脱个体生命的眼光，站在宇宙大我的立场上来看生命现象。这样你就会感觉到，大自然在那里不断地创造又毁灭，就像艺术家在创造和毁灭自己的作品一样，是在玩审美的游戏。你领悟到了这些，也就超越作为个体生命的那种痛苦了。他的这个思路和庄子有共同之处，就是超越个体生命，把小我化入大我，不同的是庄子偏于静，强调无为，尼采偏于动，强调创造。
第四种是宗教的态度。大多数宗教都强调人的精神性的独立与强大，认为它是灾难、苦难、痛苦所伤害不到的。区别在于对其本质和获得它的途径，比如佛教把它叫做佛性或清净心，通过觉悟得以显现；基督教把它叫做灵魂，通过信仰得以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