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著名诗人、杂文家邵燕祥先生一直有着密切交往，8月2日下午，我忽然想到许久未与他联系了。倘按往年惯例，我会适时邀京城三五文友，或聚餐畅谈，或登门拜望，而今年由于疫情的原因，我们同在一城，却只能通过电话联系。燕祥先生已是八十有七的高龄，我前不久曾致电，祝愿他在大灾之年平安无恙。万没想到就在这天晚上，突然收到文友杨庆春转来一则微信，称邵燕祥先生已于昨日（8月1日）驾鹤。我实不敢相信，立刻拨打燕祥先生的电话，是其女儿接听，她平静地告诉我：父亲昨日上午睡中安然离世，之前读书、写作、散步如常……我不得不接受燕祥先生离我而去的事实，虽然他以如此“走好”的方式，似乎应该令人并不难以接受，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感到惶惶然戚戚然，为失去最敬爱的师友而痛心不已、而潸然泪下。
燕祥先生是名人大家，而在我眼里，他没那种常见的名人派头儿和大家范儿。他在上世纪50年代就名冠京城，他是诗人，又是杂文家，可他言谈举止并不那样“桀骜不驯”和“特立独行”。每次文友聚会，他几乎从不当侃侃而谈的主角，而是“洗耳恭听”（近些年他耳朵失聪，由他夫人谢文秀在旁边进行“现场转播”）别人讲话。即便在众人交谈甚欢时，他有感而发来一段精彩绝妙的“插曲”，却也是那样娓娓道来，那样“温良恭俭让”……与他交往二十余年，我深切感受到，他的温文尔雅、他的有容乃大、他的谦逊朴实、他的和蔼可亲，完全根植在他的内心，发自于他的肺腑。与他在一起，岂止如沐春风，更是似饮甘霖；春风只是拂面而已，甘霖则沁人心脾，令人回味无穷。章诒和曾这样评价邵燕祥：“他的气质、性情、才识总能触动你的内心。以至于有谁相邀，我总盘问人家：‘有没有邵燕祥和谢大姐（夫人文秀）？’这很无礼，——人家做东，你凭啥挑三拣四？但我克制不住，理由很简单：有他在，会面是享受，回忆有收获。”我大有同感，有时文友聚会，我总想方设法挨着燕祥先生落座，本来论资排辈轮不到我与他邻座，但我也与章诒和一样，“克制不住”。
我有幸与邵先生结识，是因我们共同爱好杂文。我自1998年移居京城后，与著名杂文家、原《求是》杂志副总编朱铁志有个约定，每年年头和年中邀请在京的老一辈杂文家聚会，因而结识了曾彦修、邵燕祥、牧惠、王春瑜、柳萌等老先生。我把曾、邵、牧三位先生称为“杂文三剑客”，他们的杂文创作高峰期正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朱铁志在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总序中写道：“杂文真正的繁荣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1976年打倒‘四人帮’为标志，伴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时期文学开启了狂飙突进的新时代。在文学大军浩荡前行的队伍里，杂文与小说、诗歌一道，成为引领思想解放的光荣一翼。”而在这个“光荣一翼”中，“三剑客”乃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我也许是与燕祥先生交情不一般，因而对他的杂文尤其偏爱，认为他的杂文思想之深邃、文字之精美，在鲁迅之后的当代杂文家中是首屈一指的。数年前《四川文学》开辟杂文名家专辑，该刊责任编辑请我代向燕祥先生约稿，燕祥先生就全权委托我办理此事，我选了他的代表作《切不可巴望“好皇帝”》等三篇作品。我未向先生索要电子稿，而是在电脑上将这三篇文章一一录入。妻子对我费时费力进行“原始劳动”大惑不解，我说：“本来这几篇文章早已熟读，但通过一字字录入，仿佛在心底里打下烙印，永不磨灭。”
燕祥先生的著作有数十种，其中有一本我捧读再三的《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他写自己曾成了一个“丢魂落魄之人”，于是几十年间走在“找灵魂”的道路上，找啊找啊，最后才发现：“只有自由思想、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独立人格，才是一个人的灵魂。”而今，斯人已逝，灵魂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