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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所属某研究单位90多人集体离职”的相关信息引发高度关注。人们都在问为什么的同时，也再次反思，该如何看待科技人才制度面临的问题？
在《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多名科研人员“出走”》的报道中称，集体辞职事件的导火索，是院方强制为该所更换保安，该所科研人员认为自身权益被侵犯。院方人员与该所人员发生了激烈冲突。因为保安问题能导致90多人辞职吗？很显然这只是个由头罢了。
报道显示，该所很多职工学历是硕士博士，平均年龄为31岁，有事业编制，月工资1万多元，有科学家园福利房。
合肥研究院体量很大，是中科院下属规划最大的单位之一，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工作人员表示，辞职是部分职工个人选择，“基本上都是到相关的技术成果投资公司去工作，都办理了正常的辞职手续。”如果按照这种说法，90多人集体辞职实际上是集体跳槽，被人挖走了。
网上爆料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很多情况可能要等官方调查结果公布才能真相大白，然而一个事实是，该所最高峰的时候有500人，这几年人才快速流失，去年开始只有200多人了。这次90多个人辞职，现在只剩100人左右。
科学家颜宁出走美国，数学家许晨阳出走美国，全国政协委员、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曾在《开讲啦》用一句话道出了自己心中的无奈：“看着从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国内一流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纷纷出走，我的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
2014年《自然》曾经对16个国家近1.7万位科研人员的迁移路线做过分析，仅在1996-2011年间，中国流入美国的科研人员就多达7978人，而其中再回国的人，只占了2%。
科研人才流失而长期得不到解决。这已不是单纯钱和待遇的问题，而是科研环境出现了问题。
人才往往在失去以后才会发现重要性。中国崛起靠创新，创新自然离不开人才，国家的竞争实际上就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中国有最大的人才资源，每年有800万的大学生毕业，几十万的留学生，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人口优势变成人才优势，这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90多名科研人员“出走”，真的只是钱和待遇的问题吗？
留住人还要拴住心
“某某著名科研人员，甘受清贫，不计报酬，数十年如一日地忘我工作，终于攻克xx难题，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建直言，这样的宣传，让群众常常记住了科研人员战胜困难的精神和取得的成绩，却选择忘记了他数十年的清贫。
“科研人员也是人，他们也需要住房也需要养家糊口，他们没钱也难以安心工作。国家想长远发展，就应该在科技行业以及一些其他重要行业，把这些人员的后顾之忧解决掉，这是稳定人心及温暖人心的重要手段，这样就可以一代代人继续做大做强。”周秉建认为。
“上海的人才总量上看很多，但是技术创新和创业方面的又很少。如何盘活现有人才，发挥创新激情？谁能破解这个难题，谁就在创新中占了先机。”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所原所长何力对人才问题已关注许久。
在何力看来，大城市生活的年轻科研人员要面临住房、待遇、子女教育等众多现实问题。除了工作本身的巨大挑战和压力，还要面临生存压力。
何力告诉记者，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研究室有位科研人员被猎头公司挖走，年薪是所里工资的两倍。所里领导竭力挽留，这位科研人员流着泪说：“我也不想走，可是凭现在的工资在上海根本不能买房子和赡养远在乡下的父母。”
何力表示，“目前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导致青年科研人员收入较低，再加上承担重大科技项目往往工作压力非常大，与那些在企业工作的人员相比，在研究所工作的付出和收入不匹配，导致部分科研人员的流失。”
据何力介绍，几年前他的研究所从美国引进了一名千人计划专家，一家三口来到上海工作，可是刚上小学的孩子不适应国内的教育，最终太太辞职陪着孩子去美国上学，爸爸作为引进的人才在上海工作。但是与家人两地分居，这样的人才真的能留住吗？
“人才是政策最难突破的地方。”何力认为，目前国内还缺乏好的职业学校，他举例说，在德国，很多优秀的学生愿意到职业学校，将来会成为工程师。在这方面，政府应该加强引导和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杨卫表示，近年来，我国在科技人才队伍培养和吸引优秀人才回国等方面推出了很多切实的举措，但是，在人才计划的实施和具体的人才政策上依然存在一些不合理、待调整的问题。
首先各种人才计划繁多、重叠，人才项目的相似度太高，但是区别度不够；其次，过度强调了人事制度与人才称号的关系，把人才扣上了不同的帽子，并以此简单地进行区别对待；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人才的层级化，把人才看成了行政级别，变成了人才阶梯，一阶一阶往上爬，申请完一个再申请一个，把科研精力转移到了称号申请中。
“实行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让更多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中既赢得社会尊重，又获得应有报酬”“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等，这些见诸报端的话语曾在科技界引发巨大反响。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科技政策研究专家李侠认为，这些话句句说到了科技人员的心坎儿上。从这些“接地气”的话里，很多科研人员读到了国家改革体制机制和激发科技创新活力的决心。
李克强总理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会时提到，现在依然有些旧的条条框框，束缚着科研人员的手脚，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加快解决科研人员在课题申报、经费管理、人才评价、成果收益分配等方面遇到的问题，让更多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中既赢得社会尊重，又获得应有报酬。
让人才有序流动起来
“科研人员在哪能够发挥更大作用，就到哪工作。都是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一个单位应该为科研人员创造一个合适的工作条件和环境。要充分尊重科研人员。绝大多数科研人员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科研工作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蔡荣根认为，科研人员“正常”流动是正常的现象。
全国政协常委、中科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局长高鸿钧认为，一些高校对各种“帽子”人才的争夺日趋白热化，想方设法地吸引国家级科研院所和顶尖高校的各种“帽子”人才，企图通过这种“短平快”的人才政策，“建设”其人才队伍。这种做法助长了浮躁的学风，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甚至会对国家科技强国梦的实现产生负面效应。
他建议成立专门机构，建立重要人才流动市场评估机制，受理用人单位“人才流动评估申请”，对人才流动的动因、造成的影响、人才的价值、单位间赔偿等相关事宜进行全面的评估。
高鸿钧还提到了人才竞争无序现象。
比如很多单位在引进人才唯“帽”取人、按“帽”标价。如两院院士及“四青”——杰青、优青、青千、青年拔尖等“帽子”人才成为挖人行为的“香饽饽”。
“不同‘帽子’对应不同薪酬价格以及住房、子女入学及配偶就业等优厚条件，并承诺高额科研启动经费。”
高鸿钧观察到，面对强大的外部诱惑力，中科院一些研究所出现“帽子”人才集中流失现象，部分骨干在人才计划入选公示期已成为外界“围猎”的对象。
为达到“短平快”的挖人目的，有些引人单位采取单方面全职聘用方式，事前事后均不告知原单位。违反人事管理制度、不办理人事调动手续、不按规定履行干部考察程序、不调转人事档案甚至另建人事档案等情况时有发生。
“我觉得，这些不良现象，造成国家杰出人力资源的浪费。对于挖人单位来讲，他们通过高薪引进人才，目的往往是希望挖来的人才在短期内提升单位学术地位，而对其所从事的科研任务并不非常看重。有的单位没有或永远也不可能为这些拔尖人才提供高水平的科研平台与学术环境，发挥其才能。这明显会对国家杰出人才使用造成严重浪费。”
高鸿钧讲到，这种无序的恶性人才竞争环境对年轻科研人员乃至少数资深学者产生了恶劣影响，一种畸形的“引才”文化正在形成，从长远看，也不利于国家高层次人才队伍创新体系建设。
对此，高鸿钧呼吁，国家层面宏观调控宜及时补位，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多管齐下，标本兼治。他建议，进一步加强对人才工作的统筹协调与指导。国家层面健全人才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对人才流动市场的监管，形成政府部门宏观调控、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用人单位严格自律的人才有序流动新格局。
同时，建立全国系统配套、有效衔接的人才计划政策体系。统筹人才经费管理，加强对部门及地方人才计划经费的使用监管，有效避免国家公共资源的重复投入。如设定全国相对统一的人才引进待遇标准，除特殊领域的人才外，考虑明确财政供养的科教机构的人才年薪上限标准，遏制“天价”待遇等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