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台立法机构忙着审议纾困方案，台行政机构于4月底悄悄地把“促转会”新委员名单送进立法机构审议。行政机构此举显然是经过一番盘算，无非是企图利用民众此刻高度关注新冠疫情时，来转移社会或媒体对争议人事案的讨论。yyy大手笔网—中国第一文化门户网站
“促转会”的历史定位其实早在张天钦事件发生后就已盖棺论定，注定一事无成。就以日前“促转会”大张旗鼓召开的陈文成案记者会来看，“促转会”用尽一切行政资源所完成的报告，最后也只敢写出“他杀的可能性高于自杀或意外”的结论。林宅血案也有相同状况，“促转会”报告写到“威权统治当局涉入本案嫌疑的确不容排除”，都近似民进党在野时期的老掉牙观点。
所以说，有或没有“促转会”，除了多几位高官外，还有什么令人耳目一新的价值？而以“促转会”委员多具有学术研究或法律相关背景来看，这两份报告难道能符合委员们的学术训练标准或法律人的明确定义吗？
“促转会”的争议源自于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两个致命盲点。首先，先天不足是指正当性与公信力不足。主因是当初制定“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与“促转会”成立之初其目的针对性过强。整个法条明显是针对国民党而来，而“促转会”的成立仅用行政规程处理，单位存续与否竟也是由“促转会”自行提报行政机构。换句话说，“促转会”只不过是依照民进党非常具有针对性的“立法”逻辑所成立的执行机关而已，其正当性自然不足。
其次，后天失调正是因为“促转条例”的针对性过高，使得社会上颇具声望的他党人士并不会积极参与其中，致使行政机构在委员提名上仅能从镜子中找人，以至于整个“促转会”成员的同质性越来越高，缺乏多元声音。虽然“促转条例”第八条明订，同一党籍人士不得逾3人。但自从民进党操作李进勇“脱离民进党”，转而提名他担任“中选会主委”时，政党的手早已光明正大地伸进独立机关之中，独立机关机制亦已荡然无存。
此次，行政机构新提名的“促转会委员”虽多为无党籍或至少皆非民进党籍，但翻开某些被提名委员的过往历史，在政治立场上常与民进党一致。法条同一党籍人士不得逾3人之规范形同具文。此时，无党籍反而成为掩饰政治目的最佳的保护色，行政机关在独立机关人事提名上知法玩法，一览无遗。
行政机构若在东厂事件后，仍不愿谦虚面对镜子中找人的问题，“促转会”不但无法洗刷东厂之讥，政治受难者的政治资本也将随之提领殆尽。此时，“促转会委员”不但无法协助政治受难者平反，更可能转变为加害者，让政治受难者受到二次伤害，这将是“促转会”的致命缺憾。来源：华夏经纬
http://www.dashoubi.org/news/shwx/2020-05-12/12997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