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部回忆录，多少都会有“记性”失实的成分。还是那句话，“人非神”，是人就会有主观好恶，再大的文豪也不例外。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就提道：“雨果、赫尔岑和屠格涅夫都描绘过1848年5月15日巴黎爆发的政治风暴；但当我阅读他们的札记时，我却觉得他们所写的是不同事件。”以前我很单纯，信奉纸面铅字，人物、时间、地点、事由一清二楚，岂容怀疑，但失真的情况往往就发生在信誓旦旦之中。于是我不再盲目相信，学会了保持几分清醒，几分警惕。
路遥因《平凡的世界》摘得第三届“茅奖”，热度已消，孰料最近却因一个突然出现的“段子”，去世十几年后的路遥却被纸媒和微信平台迅速聚焦。2000年，路遥的四弟王天乐撰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题为《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后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路遥纪念文集》），文中披露，1991年，路遥没有钱去北京领“茅奖”，王天乐找朋友要了5000元钱，3月25日将哥哥送到火车站，一路还抱怨：“今后不要再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奖，我可给你找不来外汇。”引出路遥的一腔怨愤：“日他妈的文学！”一年后，路遥病逝在医院。那句糙话，流传一时，人们深信不疑：其一，是路遥的四弟亲笔所写；其二，路遥确实曾手头拮据；其三，也符合路遥的个性。现在想来，破绽明显。赴京领“茅奖”，是每个作家梦寐以求的大喜事，何况《平凡的世界》的票数高居第一，将毕生心血注入小说的路遥高兴还来不及，怎么可能仅仅因“路费问题”就咒骂文学？
果然，这件事被证实为子虚乌有。据路遥的朋友宇航回忆，那年3月23日晚上，路遥喜笑颜开地来到他的房间，说了获奖的事，还用从来没有过的商量口气，让他明天不要睡懒觉了，起早一点到火车站帮忙买一张去北京的软卧火车票。于是宇航天没亮就赶过去排队买下票，3月25日和另一位叫远村的朋友为路遥送行，他们从陕西作协出发，一直进站台，送路遥赴京的过程始终在一起，并不曾看到王天乐。路遥的小弟王天笑是哥哥去世时身边唯一的亲人，也怀疑那天四哥王天乐并未送哥哥去火车站，王天笑认为：路遥还是省作协副主席，得了这么大的奖，单位不给报路费，道理讲不通。据王天笑回忆：哥哥知道四哥（王天乐）到处向人家要钱，非常生气，认为败坏了他的名声，那些钱去哪儿了？谁看见了？路遥当面骂过王天乐，“不要打着他的旗号干这些不要脸的事”。为此，路遥去世前竟在病床上宣布与王天乐断绝关系。
利用特殊身份，无中生有，巧言虚构，毕竟少见。更多的忆旧文章，之所以有各类硬伤，多出于“想当然”，虽无伤大雅，却因与事实不符，让当事人不舒服。孙犁对于忆旧文章的细节很在意，曾写过《朋友的彩笔》，说到一位叫老季的作者总爱写关于自己的文章，常有误差：“最近一次，我是这样和他谈的：‘老季，读了你写的关于我的文章，总有这样一种感觉：说它没有根据吧，根据还是有的；说它真实吧，里面又总有一些地方不那么真实。举个例子吧，比如你在日报写的文章，说我在长仕下乡的时候，与一匹马住在一个屋子，其实，是一头驴。和马同住一个屋子，是在于村的时候。’”不过，有时孙犁自己也曾言不由衷，未能免俗。1947年，孙犁在博野县大西章村参加土改试点，住在一位寡居的大娘家，相处非常融洽。1952年，孙犁再次到大西章村看望房东大娘，之后写了散文《访旧》，提到全家人见到他很惊喜：“大娘把我当做天上掉来的人，不知道抓什么好。”不料过了二十几年，孙犁在《〈善闇室纪年〉摘抄》中却说，“不知何故，大娘对我已大非昔比，勉强吃了顿饭，还是我掏钱买的菜”，并承认《访旧》一文“非纪实也”。
我也有过类似经历。一位老作家在其不同文章中曾反复提到40年前一件往事，绘形绘色，却笔墨失真。次数一多，读者不明就里，真的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我读此类文章，最初苦笑，后来就笑不出来了——那非事实，我是直接当事者，而作者只是一位现场旁观者，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但我不好纠正，毕竟作者没有恶意，也无关是非，即使以讹传讹，也就随他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