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号“老乡亲”的天津名伶孙菊仙不仅年寿高，而且性情淡泊，知人察世。《新天津报》1931年8月1日刊有一篇简短的行状，追述孙菊仙逝前情形，文曰：“前日公花月廊下，品茗自怡，夜半登床，竟灵魂渺渺无疾而长逝矣。当此离乱世代，能得此安然而善终者，孰若公哉！公年九十而二度，亦云上寿也。”说孙菊仙92岁去世，那是从中国传统年龄算法（即“虚岁”）来算的，实际上孙菊仙是在90岁上逝去的。
想一想，乱世中能活到90岁，确确实实算是高寿了。孙菊仙的艺术成就不必再说了，他得享高寿的原因恐怕是跟他自身的修为分不开的。不用叙述其他方面的事迹，单单举出他义葬李伯元的例子，就可看出孙菊仙义薄云天、知恩图报的高贵品格。
说起李伯元，可能有些读者朋友不熟悉；但若说起“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知道的人就有许多了。李伯元便是以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名垂中国文学史的作家。其《官场现形记》与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以及曾朴的《孽海花》，合称“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李伯元才思敏捷，早年得志，后半生凄惶。李伯元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死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只在人世间度过了40个春秋。李伯元是因积劳成疾患肺病逝于上海的。他没有子嗣，晚景凄凉。吴趼人是其好友，但李伯元去世前无力偿还吴趼人的2万元借款，吴趼人当场焚毁借据，还给了他20元的药费。
这么穷困潦倒的一个人，怎么会有能力安排自己的后事呢？于是，李伯元去世后，孙菊仙便独立出资安葬了他。当时的报道说：孙菊仙“慨然经纪其事，衣衾棺柩，及举丧殡厝所需，无虑数百金（当时已属巨数），概由孙伶一人解囊相助”。虽说孙菊仙晚年的收入不菲，然而拿出一笔巨资安葬一位朋友，也是足够慷慨的了。
那么，孙菊仙与李伯元有什么样的深交呢？这还要从孙菊仙成名沪上说起。孙菊仙初到上海，本不为人所知晓。其时，李伯元办有《繁华报》，大力为孙菊仙吹捧，甚至赞誉孙菊仙的唱功为“黄钟大吕、盛世元音”，很得上海人的钟情。顺便提一下，李伯元是晚清上海小报的创始人，在他的《繁华报》大获成功之后，上海的各种小报才纷纷仿效而生，但都没有他办的报纸发行量大。得到这样一位新闻界人物的吹捧，咱们天津人的“老乡亲”孙菊仙自然在上海戏剧界站稳了脚跟，他又如何不感激李伯元呢？
知恩图报是做人的本分，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对于孙菊仙义葬李伯元的事情，当时的报纸给出了“其风义有足多者”的评语，自是高调赞扬孙菊仙了。修为自造，砥砺自身，孙菊仙可谓风范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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