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还是空间艺术的绘画、建筑，抑或书法、音乐、电影等艺术，但凡优秀作品，其一旦产生，就占据了艺术发展史的相应位置——尽管对它的清晰判定有待来日。可以说，无论时人如何褒扬或贬损一部刚呱呱坠地的作品，皆不能实质性地左右其将来在艺术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命运。艺术作品必须经历历史的筛选，但其乃生命体，有自己的命运和生存规律。在历史中，它要么在时间齿轮的研磨下化为齑粉，尸骨无存；要么经受住了严酷考验后获得永生。时间欺弱媚强，不能被时间杀死的时间将倾囊赋予它更深厚内蕴，从而使其熠熠生辉、光彩夺目。大浪淘沙，若将艺术发展史比作一条河，那只有当泡沫和水流——平庸的作品——退落后坚硬圆润的卵石才会兀傲立于平静的河滩之上。
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颇多，词的产生与兴盛即如此。词产生于盛唐（诗仙李白就留下一首《忆秦娥》），由诗歌发展而来，初名曲子词，为配乐演唱的长短句。后世士人所留词作，习称“诗余”。顾名思义，其为作诗之余的无足轻重作品，难望诗歌崇高地位的项背。五代至宋、元时期，虽然大量文士充实了词作者队伍，且不乏彼时文坛执牛耳者，其地位有所提高，但在整体上依然未有根本改观，其依然不登大雅之堂。与词作相似，明清小说亦有相同处境。明清两代，尽管产生了如“四大奇书”、《红楼梦》等世界级长篇白话小说巨著，但士人阶层往往以“小道”视之而不真正接纳和认同。在他们的观念中，诗、文、赋方为文学正宗，其余皆为雕虫末技。
尽管少数士人（如袁宏道、金圣叹、李卓吾、张竹坡等）目光如炬，对长篇白话小说不吝赞词，但依然无法整体上提高其地位。有鉴于此，小说创作者多不署实名，甚至刻意制造迷雾，以致数百年后的今天，学界依然在为《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真实身份大为伤神，为是否有曹雪芹其人大打笔战。甚至借此大做文章者亦不乏其人，时隔几年就会有关于《红楼梦》的“石破天惊”之“文献”及“论调”出现。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的处境虽较长篇白话小说稍佳，但依然未获时人嘉赏。史载，蒲留仙一边写鬼怪仙妖，一边孜孜研习八股时文以求科考仕进。质而言之，彼时许多作家皆困于流俗，未能将其创作作为人生价值的真正实现，更未将其视为安放生命和灵魂的温馨家园。如今虽然将词、曲、小说视作宋、元、明、清几代文学的代表性成就，但此乃近现代诸多学者共同努力袪除旧文学观的硕果，过程颇为复杂。回溯过往，在唐诗之外，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成就固然乃是文学艺术历史中的真实，但当时却为另一种被建构的流俗“真实”所遮蔽。
这样的遮蔽表现对在词、曲、小说等文学样式的评价上，其背后乃是一种偏执性的观念固守。它的存在不仅限于古代，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思维方式当前依然根深蒂固。且不说某些垦荒型作品未获正确评价而一些平庸之作被推举为“经典”，即便是从古代延续下来的“雅”“俗”文学区隔，也未能在思想真正解放的今天一劳永逸地破除。某些学者在论及所谓通俗艺术时，往往以“类型”概括之，譬如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科幻电影、灾难电影等，似乎只要可归入这些标签下的作品，概不足观。他们所忽略的是，这些“类型”艺术虽然从“类型”出发，讲述或表现的是“类型”故事，但优秀的“类型作品”并不止步于此，而是有超越自身之外的追求。这种追求与所谓“纯文学”或“文艺电影”虽然有深入与否的差异，但实质上并无二致。由是，在艺术的这一特殊领地，判断一部作品优劣的真正标尺不应当是该作品是否属于“类型”作品，而应该是它属于“好”作品还是“平庸”作品，是属于有境界的作品还是格调低下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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