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6月30日的《朝报》副刊上，常任侠再次现身。他在《关于丁玲》开篇，道出自己再度发声的缘由：“前撰丁玲女士消息，披露本刊，旋即有人对此消息，加以更正。继复引起更正之更正，扑朔迷离，颇引起社会之疑惑。窃意此中或有政治秘密，未容为外人道，故置不辩。乃二三相识，数数垂问，本刊编者亦欲以‘谜底’相告，故书数语，聊以塞责。”
接下来，常任侠发表了自己对丁玲事件的看法：“余撰此稿之初意，不过欲使海内外关心丁玲者，知其尚在人间，可以得一满意之安慰：亦以见政府以宽大为怀，对于文人，爱护周全，并许自由，固不如社会之传说推测而已。夫为一文人，对于政治力量，实亦无足轻重，政府加以注视，似已过虑。即就其作品言，以中国文化程度之低下，读者亦至贫乏，可云不生若何影响，在其意识方面，或者对于社会现状，稍见不满，然治庖厨者，固需盐梅，要亦不废辛辣棘口之味；昔白傅（即白居易）身居贵显，尚歌民生之疾苦，以为当时士大夫告，若政府以为采风问俗之资，以改良社会之窳敝，则于政治且有助也。余确信丁玲仍在政府保护之中，即，如更生枝节，则将不复饶舌矣。”
常任侠很明白丁玲现身在南京是一个敏感话题，“或有政治秘密”，所以话说得很谨慎，尽量不放大这个消息，但也再次证明自己遇见的确实就是丁玲，“当时同遇丁玲者，至今亦均无异言”。这也证明了假陆印全寄给报社的否认函含有某种阴谋的成分，但毕竟在特务统治之下，丁玲人身尚不自由（常任侠说得很婉转，“仍在政府保护之中”），常任侠也不想多事，影响到丁玲的生活。谣言止于智者，也就不复饶舌了。
据丁玲的《魍魉世界》说，她在1934年5月搬到明瓦廊居住后，特务才对她放松监视，她才恢复与外界接触的。这种说法，与常任侠同年6月在金陵春遇见丁玲正好若合符节，接上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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