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从孔夫子标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来，历代读书人对古时的圣经贤传大都采取一种深信不疑、只照抄照搬而不修正的态度，文风自成一家的张岱亦不例外。
《夜航船》卷十七《四灵部》“虫豸”篇“螟蛉”条云：“《诗》曰：‘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螟蛉，桑虫也。蜾蠃，蒲芦也。蒲芦窃取桑虫之子，负持而去，养以成子。故世之养子，号曰‘螟蛉’也。蜾蠃负螟蛉之子，祝曰：‘类我！类我！’七日夜，化为己也。故又谓之‘速肖’。”这里，张岱化用了东汉大儒郑玄对《诗经·小雅·小宛》的笺注，既没怀疑，也无批判。
在郑玄之前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普遍认为蜾蠃（即昆虫纲胡蜂科之蜾蠃蜂）只有雄的，没有雌的，它飞到别处把螟蛉（泛指稻螟蛉、棉铃虫、菜粉蝶等多种鳞翅目昆虫的幼虫）衔回窝里（衔之前，必先以产卵管刺入螟蛉体内注射蜂毒使其麻痹），祈祝道：“像我！像我！”如此这般，重复七天，螟蛉果然就变成了蜾蠃的孩子。扬雄《法言》、许慎《说文解字》、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郭璞《尔雅疏》、干宝《搜神记》、张华《博物志》等众多名著及后世作家也都相信这个荒唐的传说，还把领养的子女叫做“螟蛉”，例如清人曾燠《听秋轩诗序》曰：“伤伯道之无儿，空占乌鹊；谓中郎其有女，又是螟蛉。”
公元502年，陶弘景首次以他精细的观察揭示了蜾蠃是捕捉螟蛉作俘虏，封存在它所营的巢穴内备作子代的食粮，有力地批驳了螟蛉变为蜾蠃的化生学说。嗣后陆续经过十多位学者反复的观察研究，终于1692年彻底阐明了这个自然现象的全部秘密。1919年孙中山出版《孙文学说》一书，1925年鲁迅发表《春末闲谈》一文，1936年周作人写作《螟蛉与萤火》一文，1946年周建人发表《螟蛉虫》一文，均对此公案进行了回顾与阐发。
显而易见，张岱是信而好古的。或者说，他仅仅把“螟蛉”看作一个文学修辞上的典故，而放弃了动物学维度上的追根究底。归根结底，张岱还是一个当行的作家，而非一个称职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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