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道2号，这座位于常德道东端的庭院，给人一种深邃而厚重的感觉。院落中的小楼是一栋二层西式楼房，混合结构，小肋空心砖楼板，红砖清水墙面。它建于1935年，是原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署长张福运出资兴建的私人住宅。
人说宅如其人，不管你相信与否，一个人的居处都会或多或少地带有它主人的性格。在常德道2号的主人张福运身上，你也能感受到一种同样深邃而厚重的情怀，那是一种家国情怀。
张福运，1890年生于山东福山（今烟台）。张福运出生时，烟台已经开埠近30年。作为重要的通商口岸，到19世纪末，烟台的开放程度与城市发展已初具规模，很多领域开全国风气之先。张福运12岁时，他的父母就把他送进美国长老会教士创办的英文学馆读书，学习数学、历史、英文、化学等科目。也正是这里的学习经历，让张福运开阔了眼界，了解到大清国以外的世界。
1911年夏天，张福运考取了第三批庚款留学生，走进了哈佛大学法学院，选学国际法，成为第一位就读于哈佛攻读法律的中国人。他后来曾任哈佛大学顾问、国民政府驻联合国大会法律与经济委员会代表、中俄莫斯科会谈法律顾问等，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法学家、政治家、外交家。
1921年10月初的一天，中国代表团自上海港出发，参加以“限制海军军备”为主题的华盛顿会议。与十年前赴美求学相比，张福运少了一分雀跃的心情，多了一种天降大任的感觉，让他觉得身上沉甸甸的。对他这辈人来说，对华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无疑是压在心头的一座大山。
1921年11月12日，世人瞩目的华盛顿会议开幕。在多达130人的中国代表团中，张福运担任秘书一职，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有机会使用所学到的法律知识，实现儿时的梦想。然而，会议的最终结果却是山东门户洞开，由日本独占变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他与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最终却失败了。这也使张福运意识到，面对“强权即是真理”的游戏规则，弱国的外交官们是多么无奈。
回国之后，张福运首先来到了上海，见到了友人高恩洪。高恩洪向他提议赴洛阳拜访吴佩孚，并通报相关情况。张福运因此见到了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将领。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北京政府重新组阁，高恩洪出任交通总长，张福运被任命为交通部海事司司长。也正是在这一任上，张福运终于有机会涉足“海事”，对清帝国所遗留下来的海关有了了解。
1926年，国民革命军在北伐的同时，昭告世人中国将要施行关税自主。1927年，张福运应同窗好友、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之邀，出任关务署署长兼国定税则委员会委员长，具体实施恢复关税自主权及改革海关行政管理体制的工作。
一上任，张福运就给海关动起了“手术”。张福运意识到，总税务司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恢复对海关的控制。而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充当总税务司，一切都将变得简单。在张福运的心目中，时任上海江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梅乐和便是这个理想人选。1929年1月10日，张福运主持了梅乐和的就职宣誓仪式。梅乐和的誓词，用的是中文。酝酿已久的改革方案也随之出炉了，一个由5人组成的“海关改革委员会”成立，其中3人由张福运亲自任命，而另2人由梅乐和圈定。
这个委员会效率惊人，就职仪式后仅8天，便拿出了一个堪称“海关大宪章”的12条“军规”。其中有3条最为关键：停止聘用外国人为海关职员，只有在找不到合格的中国人的情况下，总税务司方可呈请关务署批准聘用外国专家；所有的高层岗位都必须对中国人敞开大门；中方和外方雇员均同工同酬，但外方雇员可以享受居外补贴。改革的效果很快显现出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海关税收获得大幅增长。
在关务署成功实施本土化之后，张福运又开始将精力移向关税自主的谈判。在他的积极运作之下，关务署成功调整了关税税率。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关税条约》，与日本签署了《中日关税条约》……到1933年，中国政府正式收回了关税主权。至此，中国海关管理权在被外国人操纵了近一个世纪以后，终于回到了中国人自己手中！
1983年，93岁的张福运卒于美国旧金山，最终未能叶落归根。1998年，他的女儿张之香女士创办“中美教育基金会”，将一脉薪火在两岸传递，这也算是张福运另一种形式的叶落归根吧！
http://www.dashoubi.org/news/hqsy/2020-04-29/12783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