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发表于《读书》1993年第1期的《又读〈边城〉》，在学界二十余年来的持续热度关注中，已经奠定了在沈从文研究中的经典文献地位，但其中所隐含的问题却迄今未得到重视。
文中，汪曾祺这样写道：《边城》发表后“激怒了一些理论批评家、文学史家，因为沈从文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他们规定的模式写作”。“第一条罪名是《边城》……‘掏空了人物的阶级属性’；“第二条罪名，与第一条相关联，是说《边城》写的是一个世外桃源，脱离现实生活”。
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汪曾祺在文中说，《边城》在发表后遭到一些理论家和文学史家的批评后，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作了挑战性的答复：“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言语上，甚至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我存心放弃你们……过去一时有个书评家称呼我为‘空虚的作家’，实代表了你们一部分人的意见。”
如果单纯看汪曾祺的文章和被他选中的这段沈从文的“答复”文字，一定会以为沈从文和《边城》遭受了那些批评家的激烈批评，而且马上会联想起郭沫若、邵荃麟等在1948年前后集中发起的对沈从文的批判、1949年初北京大学出现“打倒新月派作家沈从文”以及他自杀未遂和被迫转行到文物研究等。
面对沈从文这样的遭遇，作为他最亲近的学生之一，汪曾祺自然有责任为他讨公道，《又读〈边城〉》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不过，这种反思和叩问历史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即沈从文遭遇各种批判，是基于汪曾祺文中所说的《边城》吗？那些被组织起来集中批判沈从文的文字，基本都是针对沈从文的那些政论文章和云南时期的《看虹录》《摘星录》等作品，并未涉及《边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检索一下从《边城》发表至《习作选集代序》这一段时间内，是否有如汪曾祺所列举的那些批评文字？在1934年至1936年间，针对沈从文文学作品（而非时论）的几乎全部批评文章中，直接涉及《边城》的只有四篇，即汪伟的《读〈边城〉》、罗曼的《读过了〈边城〉》、汪馥泉和王集丛的《一年来的中国小说》、刘西渭的《〈边城〉与〈八骏图〉》，而这四篇文章中并不存在那些之前所说的批评文字。
那么，为何汪曾祺和沈从文又写出那样带有辩驳性的文字呢？那就只好再扩大搜索范围，于是几篇带有批评指责性的文章进入视野：这其中，韩侍桁在《一个空虚的作者——评沈从文先生及其作品》中评介沈从文是一个“低级的趣味的作者”，“他的文字变得越来越轻飘，他的内容变得越来越空虚”，“他所写的材料无论描写得多么细致，对于社会的进展与对于个人在社会上的责任的认识，毫无启示的”。吕慈在《论沈从文》中指责沈从文“为什么不能走到如他的朋友胡也频君等的一步”，其“是梁实秋教授口里的那一类有出息的人。就是那类从地底下翻筋斗到天堂上的幸运者”。贺玉波在长文《沈从文的作品评判》中批评说：“沈从文是个没有思想的作家，在他的作品里只含有一点浅薄的低级的趣味。如果我们要赞美他的话，那么，就赠给‘一个趣味文学作家’的头衔吧。反而言之，他就免不掉要受‘一个空虚的作家’的指摘！”
阅读上述批评文字，应该能够感受得到，沈从文何以在《习作选集代序》中写下那样一番有针对性的辩驳文字了。或者说，正是这些文字惹怒了沈从文。
汪曾祺写作《又读〈边城〉》一文，其意是很明显的，无非是要恢复沈从文及《边城》在文学史上的公正地位。这样的用心良苦可以理解，但是非常随意甚至错误地选择了《边城》这一并不适合言说的对象，以致造成误读误用、以讹传讹的结果，是令人遗憾的。
有一点需要明确，那就是沈从文虽然没有直接为《边城》而辩，但在文学创作理想和审美追求方面，《边城》与前期被批评的那些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面貌出现的。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沈从文尽管没有因为《边城》被批而激烈回应，但他的那番辩驳，同样适用于《边城》。
http://www.dashoubi.org/gongyi/zonghe/gyzx/2020-06-25/13635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