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少年时代，我就知道阿老同志的名字，因为报刊上登载的舞蹈速写多半是他的作品，形象生动，广受读者欢迎。然而第一次见到他，却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因为一项特殊的任务。当时，文艺界的不少画家都受到迫害，周总理为了保护他们，成立了一个绘画小组，组织部分老画家和有成就的中年画家为中国的涉外机构、驻外使领馆和首都的宾馆、饭店进行艺术创作。在周总理安排的良好环境中，大家充分发挥各自的专长，拿出自己最好的作品，义务奉献给国家。凡是能够应邀参与这项工作的画家与美术设计家，都倍感荣幸。
那时，阿老同志恢复了专业领导职务，负责外交部服务局宾馆画的召集和组织工作。有一段时间，家父李苦禅即在阿老的领导下，到东城外交部街的外交部服务局作画。家父向阿老提出一个请求：“希望把儿子李燕调回北京，协助我工作。”阿老立刻表示同意，签署了一份借调公函，盖上外交部服务局的公章发往宣化，我随即从宣化农场调回北京。初见阿老，我感觉他不像名人，更不像领导，待人平等，和蔼可亲，尤其是对家父照顾有加。阿老怕家父太累，总操着一口广东味的普通话说：“休息一下再画吧！”
记得没过多久，一项紧急任务下达：为了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华议定恢复中日邦交做准备工作，他的先行官桥本龙太郎即将下榻北京民族饭店。为此，李可染先生在迎门的大屏风上作横幅桂林山水，家父在门厅两侧作两幅一丈大画《荷塘图》与《竹石鹌鹑图》。只见家父铺丈二宣纸于地，着袜履纸，弯腰作画，连中午都不休息，仅用一天就完成了一幅。阿老同志和其他画家围观欣赏，赞叹不已。阿老多次劝家父歇一会儿再画，可家父说：“大写意须一气呵成才能贯气，才能有气势。”待完成，阿老对我说：“让苦禅先生歇两天再来吧！”家父断然拒绝：“不行，明天还得来，早完成任务早挂上，周总理一定会看到的。”当时家父虽已年逾七旬，仅用两天就圆满完成了任务，阿老带头和大家一起为他鼓掌。那日情景历历在目，犹似昨日！
在此期间，阿老同志对我说：“你不仅是苦禅先生的助手，还是我们绘画组的成员，你也可以画嘛！”我说：“我才二十九岁，哪儿配在这里画？”阿老笑道：“你是中央美院中国画系的毕业生，又有苦禅先生的家学教导，怎么不配在这里画？大胆画吧！”就这样，我也参与到宾馆画的绘制工作中。当然，我得以有机会观赏阿老作画，他画画既轻松又认真——轻松，是因为他有娴熟的舞蹈速写功夫；认真，是因为他对舞蹈姿态的要求很严格。我常见他对着一面大镜子摆出舞姿，然后再起稿，还让画家同仁们看看这样对不对。因为他是真诚求教的，所以比他年轻的画家都自然而然地讲出自己真实的看法，阿老也认真听，并不像有些画家，他们的“虚心求教”只是空架子，由于始终听不到真心话，也就永远改不了老一套。
应当说，正是阿老同志的一纸调令，使我回到父母身边，并且重新拿起画笔，为周总理安排的光荣任务而工作，同家父一道为国家尽义务，诚乃人生中最感欣慰的一页。
一九七三年，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北京荣宝斋恢复了传统业务，被发到外地的侯凯经理重新调回北京，荣宝斋立现兴旺，我也被侯凯经理安排到荣宝斋编辑科工作。那时，阿老列入征稿画家名册，他的妹妹老惠英是我的同事（管理资料室的文物），我和阿老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
我被第二次送往干校后历尽波折，于一九七六年金秋“重回”北京，此时阿老同志已调入中央工艺美院任装潢系负责人（后任中央工艺美院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他对我说：“现在教学工作又恢复正常了，缺少业务能力强的年轻教师，你有中央美院的学历，人物、动物速写非常好，应当调到我们院来，专教速写课和国画课，快和侯凯同志讲讲，早点来吧！”经侯凯经理表态支持，我调到中央工艺美院工作。报到之日，阿老握手笑迎：“太好了！太好了！教学上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我。”
如今想来，在我一生的艺术生涯中，阿老同志的决定可谓一个“战略转折点”。那时家父听闻喜讯，高兴地对我说：“咱家干的是画家加教书匠，如今你能到中央工艺美院，就算是归于本位了！”从那时开始，我除了上满课时之外都不坐班，这样可以经常陪伴家父，协助他的事业，又可以利用寒暑假的空闲，把失去的宝贵时光抓紧补回来。我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教学工作，努力努力再努力，在背靠背评选优秀教师的“民调”中，两次荣获“优秀教师奖”，我所任班主任的班级也在毕业前被评为“先进班集体”。我想，只有良好的工作成绩，才是对阿老同志知遇之恩的最好报答。
今年是阿老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仅以一篇回忆文字，表达我这个七十七岁的学子对这位新四军老战士、革命美术教育家、著名画家的深深感恩和怀念。永远微笑的阿老同志，时常浮现在我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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