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购得“何兆武思想文化随笔”系列四册。我挑了主题“读书”的那册《触摸时代的灵魂：何兆武谈读书》（下文简称《触摸》），率先温习。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读过大学的自命读书者，恐怕没人敢说不曾受何先生的恩惠。他翻译的作品，如帕斯卡的《思想录》、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等，那时的大学生总有三两册会置诸案头。相比译作，新世纪之初，先生口述回忆录《上学记》更让人惊艳，原来在我们规行矩步的教育之外，也曾有摇曳生姿的不同样貌。
《触摸》这个小册子，收文二十篇，半数以上是怀人的。所怀之人，都可谓学科内的泰山北斗，是名不虚传的读书人，比如梅贻琦、陈寅恪、吴宓（吴雨僧）、傅斯年、雷海宗、向达、侯外庐、钱宝琮、王浩等人。这些人物，即使走得最晚的王浩先生，离开人世也已二十多年，走得最早的傅斯年先生，则已弃世七十年了。其中有半数以上的大师离开我们超过半个世纪。显而易见，“触摸”到“时代灵魂”的那个时代，肯定不是当下，而是已经逝去的一段读书时光。
略微检索一下这些在今天学界犹如雷贯耳的名字，不难发现，即使生年最早的梅贻琦和陈寅恪，其完成学校教育、建立事业的最重要时段，都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时军阀混战、日寇侵略，几乎国无宁日，“一张平静的书桌”都难求。为何马乱兵荒、流离颠沛的时局，没有中绝他们的学术生涯，没有延宕他们的学术成就呢？何先生的《上学记》中七年求学西南联大的回忆，有清晰的回答。
《触摸》中的《自述》关于联大的记述，也能让人感到当时良好的学习氛围：“当时的校园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它给了学生们很大的自由度，可以自由转系、自由旁听、不同专业和不同年级的同学共同生活在一起。”多元背景互相激励、彼此启发，这是我找到的第一条答案。《回忆吴雨僧师片段》一文中，何先生在叙说受吴宓先生的熏染、鼓励、指导和领导，联大“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红学会和红学专刊”，因而感慨：“尤其在一个烽火连天的年代，还能有一批青年人专心致志地探讨思想和学术的真理，至少在西南联大的校史上，也是一阕难忘的插曲。”这“插曲”，是我找到的问题答案之二。答案之三，是认识到个人思想的匮缺：“一个人的思想和人的自身一样，也是要衰老、僵化而终于被淘汰的。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一个人应该谦逊地承认自己的局限和缺欠。”（《我的联大师友》）
这样的“答案”有多少，“贤者得其大者，不贤者得其小者”，见仁见智，该有一长串。读书是个人的事情，原不必啸聚成群、倚多为胜的。但如古人所训，“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觉”的危险，念兹在兹，刻未远离，必须有点朝乾夕惕的坚韧，才不至作茧自缚的。
可行的办法，就是在素所钦慕的学人言论中，寻找精神支撑。何先生心仪的五柳先生读书法，“‘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样读书的五柳先生，深得我心。我一生阅读，从未立过任何宗旨，不过是随自己兴之所至在琳琅满目的书海里信步漫游而已。”
这样读书的兆武先生，深得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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