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以唐人文章，韩柳齐名，亦犹唐诗中之有李杜。但欧阳修的老师晏殊却更推崇柳宗元，云：“韩退之扶导圣教，铲除异端，是其所长。若其祖述《坟》《典》，宪章《骚》《雅》，上传三古，下笼百氏，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者，子厚一人而已。”
柳宗元各体皆能得其精，而韩愈无论写任何一体——琴操、骚、诗、赋，其实都只是押韵的散文。韩愈之新，在其能破除成习，而继承不足；柳宗元之雅，在其能尽得文体之奥，而能极其伟观。
单以古文论，韩文胜在法度，而柳文胜在清通简要。
如柳宗元的著名短文《桐叶封弟辨》的开头：“古之传者有言：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曰：‘以封汝。’周公入贺。王曰：‘戏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戏。’乃封小弱弟于唐。吾意不然。”
他只用“吾意不然”四字，即将古之传说一笔抹倒，接下来说：“王之弟当封邪，周公宜以时言于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
他指出唐叔如果当封，周公即应在适当的时机劝周成王，如果唐叔不当封，周公竟将孩童不合中道的游戏当真，把土地人民交给完全没有执政经验的唐叔，这样还能称得上是圣人吗？
接下来又另起一义：“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从而成之邪？设有不幸，王以桐叶戏妇寺，亦将举而从之乎？”
他假设说，假使成王以桐叶戏封给妇人、宦官，难道也要认为是“天子不可戏”的金口玉言吗？遂推论道：“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于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也。”
这一段又极有力，他说王者的德行不在于说话是否算数，而在于行为是否符合于道义，倘使他做得不恰当，哪怕无数次变易话言，又有何关系？而契约合于道义，就绝不能变易。更何况这个口头契约，不过是游戏罢了。如果戏言也必须付诸行动，那就是周公教成王去把错误进行到底了。
接着又推己以及人，推今以见古，再做断语云：“吾意周公辅成王，宜以道，从容优乐，要归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辞。又不当束缚之，驰骤之，使若牛马然，急则败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号为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吴兴祚总评道：“前幅连设数层翻驳，后幅连下数层断案，俱以理胜，非尚口舌便便也。读之反复重叠愈不厌，如眺层峦，但见苍翠。”（《古文观止》）其文一层深于一层，平静中实寓强大的逻辑力量。
柳宗元又深于诗法，在本文的结尾说：“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曲终奏雅，余味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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