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死不救”需要付法律责任吗 民法总则这样说

 

“见死不救”现象的道德与法律追问

 

2017年6月，一位名叫马瑞霞的河南驻马店女子，在过马路的时候被车撞倒却无人施救的视频在网站上流传，人性冷漠的道德声讨再次在网络上掀起，让人不禁又想起2011年发生在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和2006年南京彭宇案的司法判决。彭宇案的一审判决中，法官依据“日常生活经验”和“社会情理”，认为“根据被告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之人，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无疑，这种法律推理与民事诉讼中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严重相悖。当然，这一司法判决对社会的影响更是巨大的，“想救不敢救”的这种心理被这个司法判决给放大了，从而对人性中本就十分有限的慷慨产生了抑制作用。

 

“想救不敢救”的心态是有其社会土壤的，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信任问题。在现代社会，风险不再限于某一特定的时空，越来越呈现出超越时间和地点的全球性。面对后工业社会的各种风险，化解之道就是加强信任。这种信任是脱离了具体场景的信任，具体而言，包括两种信任机制：象征性标志和专家系统。前者如人们对货币的信任，后者则表现为人们对拥有专业知识群体的信任。中国社会还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信任问题。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是“熟人社会”，人际关系依靠熟人间的人情来维系，而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这种信任的动力就会逐渐减弱。

 

在现实的操作中，讹人的问题常常作为民事纠纷来处理，一般通过调解解决。在刑法上，该类行为与敲诈勒索罪相近。就做好事被讹的事件分析：一方面，如果索要的数额不高，一般人可能就会以没有必要和索要者计较的态度来面对，这当然会在施救者心中留下伤害，同时也会助长讹诈者的气焰；另一方面，如果索要的数额较高，进行打官司的成本又太高，因为要证明自己的无辜需要证明人和现场保护的完整，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甚至金钱。现实中，大多数索要的数额不会很高，不够敲诈勒索罪的起刑点，无法以敲诈勒索罪定性，于是留下了法律上的漏洞。

 

法律的缺失怂恿了讹诈者，严重挫伤施救者的良心。当潜在的施救者为了自我保护而冷眼旁观时，这种风气会传播、扩散到整个社会，帮人就成了高风险的行为，人们的恻隐之心会一点点地被压制。自我保存是人的最基本的天性，当法律制度的规定不能保护好人的时候，好人只能学会以消极的方式自我保护。所以，见死不救与救人被讹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虽然在法律上，公民没有提供扶助的义务，但是当好心者提供扶助却遭到伤害的时候，就需要国家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措施来保护施助者。

 

一方面，《民法总则》第184条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一规定表明：第一，救助人没有法律义务或约定的义务实施救助，只是出于内心的自愿；第二，对受助人造成伤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当然，全国许多地区出台的《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在制度层面上为鼓励见义勇为提供了保障。不过，这样的法律规定依然是不完善的，它只是在鼓励人们勇于施救，但并没有对讹诈者的行为规定相应的惩罚。真正要有效果，必须做到“惩恶扬善”，双管齐下。

 

另一方面，尽管此类事件经常被报道，但许多人依然表示会愿意帮助有困难的陌生人，并且会谴责那些讹诈行为，保护好心的救助者。这一点可以从网络上人们对于讹诈者的声讨得到证明。当然，这种表示并不意味着行动，随着人口的高度流动，人们彼此面对的是碎片化的陌生人，心存恐惧和不信任感是非常自然的。此外，现代社会强调尊重个人权利，而这一倾向的极端化容易走向个人主义，从而以自我为中心，缺少对他人和社会的关心。以自我为中心意味着同理心的缺失，帮助他者的原因正是基于同理心。可见，在一个社会中，培养和提升人们的同理心至关重要。同理心的培养是需要通过社会舆论的导向、学校的相关教育、父母的私人教育、政治家的公开教导以及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自发的组织形式来完成。通过这些具体的实践，同理心就不会仅仅停留在认知层面上，而会变成行动，进而成为人们日常行为的准则。当然，提升司法公信力对于增进社会信任也很重要，如果司法从业者缺乏必备的职业素养，反而常常在法律适用中出现不合法理与情理的裁判，自然也就会无法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和信任。http://www.dashoubi.org/news/hqsy/2020-05-13/1300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