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世界观》（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张卜天译）里，爱因斯坦讲了一段愤世嫉俗的话：“学术职位有很多，明智而高尚的教师却很少。报告厅很大也很多，真正渴望真理和正义的青年人却不多。”爱因斯坦讲这段话，是痛心于当年发生在德国学术界的贡贝尔事件。那是上世纪30年代的事。希特勒成为纳粹党元首之后，德国民众的反犹情绪被煽动得愈来愈狂热，正直的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大学生和教师头脑发热，不少人变成纳粹帮凶，举报有良知的老师，批判不合民粹思想的言论。时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的贡贝尔收集资料写了一本书，揭露纳粹与德国政府如何控制言论，煽动仇恨，迫害知识分子，破坏大学正常的教学和学术活动。贡贝尔因此受到严酷打击。海德堡大学发表声明对他进行谴责，停止他的教学，剥夺他的教职，教师和学生群起对他污辱、攻击。这就是德国历史上的贡贝尔事件。
这件事引起世界关注，使爱因斯坦极为愤慨。德国知识界发起声援贡贝尔的大会，邀请爱因斯坦参加。收在这本书里的《论学术自由》就是爱因斯坦的演讲词。他在这篇短文里热情洋溢地说：“这个宣扬正义的人以满腔热情和极大的勇气，光明磊落地揭露了许多尚未得到惩处的政治罪行。他通过他的书为社会做出了极大贡献。但正是这样一个人，其大学里的学生和许多教员却一心把他驱逐出去。”爱因斯坦大声疾呼：“绝不能允许政治激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
在民粹主义高涨的德国，声援大会未能召开，爱因斯坦这篇演讲也无处发表。随着希特勒当上国家元首，纳粹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愈演愈烈，两千多名有独立思想的大学教师被革职，受到传讯、拘押。爱因斯坦呼吁知识分子抵制法西斯政府的无理批判和审查，“每一个受到委员会传讯的知识分子都应拒绝作证”，“他必须准备坐牢和经济破产”。“否则，我国知识分子所应得到的，绝不会比打算让他们接受的奴役更好”。
以贡贝尔事件为导火索，爱因斯坦与德国当局关系日益恶化，他不得不声明退出科学院。普鲁士科学院指责他“被敌人利用”，“不仅是德国政府的敌人，也是德国人民的敌人”。“您哪怕为德国人民讲一句好话，在国外也会产生巨大反响。”爱因斯坦毫不含糊地回答：“要我像你们期望的那样做那种见证，无异于完全否认我终生秉持的关于正义和自由的信念。”“德国目前的状况”是“大众的一种精神病态”。“我呼吁对危机四伏的文明理想仍然忠贞不渝的所有明达之士极力防止这种大众精神病进一步蔓延。”（《与普鲁士科学院的通信》）爱因斯坦所说的“大众精神病”，就是我们常说的集体无意识。“文明人类正遭受着个人尊严的丧失”，在这种情况下，爱因斯坦尤其强调个人的独立思考。
《我的世界观》留下的历史印记让我看到了人类文明遭遇的至暗时代。当我们阅读历史时，感叹人性阴暗的同时，还会有一种同情心，原谅、理解那些在特殊时期推波助澜的人，把他们的恶行归罪于社会。在这一点上，爱因斯坦毫不留情地指出：“外界的强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但绝不能完全消除个人的责任。”个人无力改变社会潮流，但在潮流中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仍能反映出一个人的良知与道德水准。挺身潮头做勇敢的启蒙者，或是充当黑暗势力的帮凶，抑或洁身自好，保持内心自尊，既显示一个人的理性与文明程度，也与个人品质息息相关。高喊哗众取宠的口号，内心必有丑陋的私欲。
在当年的德国，海德格尔的选择就与贡贝尔大相径庭。当大批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失去生存权利时，海德格尔却带领一批教授向纳粹宣誓效忠。他因此受到重用，坐上弗赖堡大学校长的宝座。海德格尔以存在主义哲学的奠基者著称，然而哲学成就无法抹去他的人生污点，晚年他不得不落寞于孤独之中。爱因斯坦、贡贝尔、海德格尔在历史中的比照，促使后世知识分子在个人人格方面做深深的长思。历史事件可能会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被淡化，个人的人格表现却会在心灵深处定格，成为人性考评的记录、后世反思的镜子。而《我的世界观》，就是爱因斯坦给后世留下的精神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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