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与邵燕祥先生首次见面，是2005年在嘉兴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次年我主办“黄裳散文与中国文化”研讨会，黄裳先生点名邀请邵先生，又得以在上海再见畅叙。2012年秋，《文汇报·笔会》举办南京笔会，邵先生和我都在被邀之列，我带了友人代购的他的散文集《小蜂房随笔》（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次印刷）签名本去，请他再补一个题签留念。此书是邵先生在内地出版的著作中印数最少的两种之一。他见书后很惊讶，奇怪我竟觅得此签名本，当即表示要再写些话。第二天他才把书给我，轮到我吃惊了，竟写满软封和正反前环衬整整三页，不啻一篇短文，照录如下：
子善兄在书肆淘得此书，嘱签名，爰据记忆略述始末。请注意此书版权页载明1989年9月第一版，而延至1993年6月始付第一次印刷，近四个整年，而最后仅印一千册，从当时历史环境背景看，足见出版过程之坎坷，亦可见责编范希文兄为促成此书印行坚持之劳力，殊属难得，令我感佩。封面作者签名亦系希文兄代笔，盖当1989年9月发稿前夕，一则编务繁忙，二则情格势禁，多所不便，应予理解并示谢忱。
看此书品相，无人翻阅痕迹。应是我签名题赠后置入封袋，有待查补详尽地邮编，而置书刊堆中，日久忘却，处理报刊时未能检出，遂失填址付邮之机，沦为废品站拾荒的猎物了。
上款曰“晓青同志”，按我接触范围中，名晓青者二人，其一田晓青，民刊《今天》一员，但我与他相识乃在九三年之后，知他已在民办非卖品《往事》从事编辑时，故可排除；另一位为邹晓青同志，一九四九年即为《东北日报》副总编，一九五八年在中央广播电台被批为“温（济泽）邹张反党集团”之一员。一九六〇年，我以摘帽右派一度调入广播学院，他任我所在汉语教研组组长。后长期无过从，或避嫌或“相忘于江湖”吧。九十年代初，可能即在九三、九四年顷，曾邂逅于途，稍事寒暄。路遇偶语未能尽意，遂思约期一叙。想随信附寄一册小书，后因种种想法，信没有写，书亦忘到故纸堆中。原因不止一个，主要的据我回忆，多年因我与晓青同志虽同属特定时期落难之人，但有限的接触，一是文革期间专政故，绝少交谈；一是在广院又成上下级，且政治处境压抑，不得不顾虑交浅言深，未必恰当，而去找高龄老人，却无非忆倒楣之旧或将影响对方心境和健康，岂非多此一举乎？
九十年代初若无此“活思想”，这本赠书匆匆付邮，今天就不一定落到子善兄手。然则将落到何处，谁又能说清呢？
燕祥壬辰秋于紫金山庄《文汇报·笔会》的笔会上
邵先生这篇题跋写得十分周详，从此书付印时间、印数、封面作者署名，一直写到认定这本签名本其实并未寄出，上款“晓青同志”到底是何人，他与邹晓青先生的关系和为何题写了上款而未寄出，有追述，有分析，有感慨，娓娓道来，和盘托出。这篇长跋的信息量很大很清楚，不必我再解释什么了。
作为一位对自己经历的时代有深刻反思的诗人、散文家，邵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自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即便这样一篇题跋，也充分体现了他的反思精神。如果为邵先生编辑全集，窃以为这篇长跋应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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