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境界
──留恋自然
生于水乡，性情必有所关，岂敢引那“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古语，岂敢以“智者”为比拟？我是要写我与大都市的“感情冲突”的来由。
天津地方的特点是水陆交通要道，自古有南北大运河，有出海入境的大沽口，民丰物阜，风俗奢华，乾隆年间已有“小扬州”的绰号了；再加上清末成了八国租界之地，半殖民地色彩笼罩了这处鱼米之乡，洋楼、柏油马路……改变了青溪翠苇、绿树红墙。
我十多岁第一回从家里进入天津市（乡语叫“上卫”，还是明代的遗词），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不喜欢这种洋式都市。
都市的一切，对一个“村童”来说当然是事事新奇的，有刺激，有探索，有展拓，但主要的感觉是烦闷，不快活。那“马路”被夏天的烈日一晒，发出一种令我十分难过的气味和刺目的反光，我有窒息感与“沙漠”感──这一切总括起来说就是把人和自然尽其可能地都隔离起来，我所熟悉习惯的水土忽然都变成了洋灰、砂砾、砖头、沥青……我很难承受这种“巨变”。
这一点其实是短言所不能说清的，我在此的用意是将我生长的“时空”的“空”，先粗粗交待一下，然后再讲几句“时”。
我出生于民国七年，1918年，岁次戊午。而轰轰烈烈、覆地翻天的“五四”运动就发生在后一年。不必词费，这是一个最简明的“时代标志”了。
这就说明，我的“时空”都处在一个“交叉”点上，交叉就是“矛盾”──而那矛盾并不微末细小，所以足够让我这个村童“承担”的──我幼稚的心灵上早就有一种迷惘与“不好办”的莫名之惆怅。
我半懂事时，以至上小学，那是“城头变幻大王旗”（鲁迅先生诗）的年代，熟闻什么“奉军”“败兵”……一串名词，还有“抵制日货”“反对二十一条”的口号印象很深。其他政、法、哲、思（潮）等等，一概无缘听到，更谈不上理解与吸取，甚至亲聆老农民对“时局”所抒发的感慨：“这号人，弄不好，还得出真龙天子才行！”
因此，我既少知识，更缺师导。思想，志向，都不在我这儿发生自觉性。这是很可怜的。
从文化讲，“五四”是认为中华祖宗几千年的一切都不行了，都该扔掉毁却，另行寻祖认宗方能活命。于是从外涌入的纷然杂陈。躁动、杂乱、肤浅、庸俗、无聊……是时代的特征吧，青年人的教养与教育、志趣与路向，也脱离不了时代给他的熏陶与铸造。
社会现象也不例外──
男人，除卖力气的、担挑小贩等，还是长袍，“两截衣”只是家里的打扮，见人是不可以的，那是无礼。年节喜寿或专程拜会，必加马褂（清代礼服），戴帽，即店铺掌柜的与学徒，亦无例外。过年了，木匠师傅也换一身新布衣，有的还要换袍褂。见面打招呼，有称谓，有问候致敬之言辞。
妇女更不同：四五十岁的，出门坐轿车（轿车，是木结构双轮长辕驾骡马的高雅级的车，因有“轩罩”，三面小窗，故谓之轿车。勿与今日之小汽车名目相混），要穿裙子，须将两腿遮住，不然就很“放肆”“难看”了。大闺女（没有“姑娘”这词儿）很多还缠足，梳大辫子，走路风度端静规矩。平时不出门口，也避生人──急走而入院入室……不会有嬉笑打闹、随便自由的姿态。
大约我将近二十岁时，妇女方有剪发的，当时叫做“摩登”（moder n之译音，用时很少敬意），年岁大些的还很“看不惯”，气愤地评论：“可难看死了，活像水陆上画的！”原来“水陆”专指僧人为丧家做佛事时棚内悬挂“阴司地狱”画屏，女鬼才披头散发！（那在旧时是不可想象的“形象”，除非是疯子、白痴……）
现今人已不知：中华妇容，头髻最为重要，看一位少妇梳头，与看她做的针线活计，是同一等级品评她为人的标准；君不见刘姥姥描叙雪天抽柴的若玉小姐，要点就是“梳得油光的头”！头发极可珍爱，讲究梳得一根头发刺儿也不能吹起，不要说披散了。
到市里一看，可就“吓人”了：女的皆是剪发烫弯儿，穿的单旗袍紧箍在身上，讲究露大腿，露“曲线”……这是1930年代的天津女流之形象也。
──我为何说起这些来？因我不会“从理论上”概括这个时代的特性，只好用这么一些例子，“形象化”地表出我身所处的“时空”是多么奇特而又复杂的“境界”！我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安排下而“存在”的一名书生。
我不新不旧，又新又旧。我不土不洋，又土又洋。我悬在一个历史上少有的“四不像”交叉点，处境尴尬得可以。我非圣贤，也不是英雄豪杰，就是这么十分寒伧的出身。“现身”说“法”，这是掩饰打扮不得的。
诗曰：
大化从来变几端，我生之世态千般。
小童何以知途向，瞎马盲人旅亦难。
http://www.dashoubi.org/news/shwx/2020-06-10/13440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