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缘居，是学术大家罗宗强先生的斋号，也是他在南开园最后一处居所。“因缘居”之名目，始见于《因缘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其《后记》末尾题署曰：“2003年冬，记于南开大学西南村之因缘居。”由此可知，因缘居作为一处住所是有准确定位的，址在南开大学西南村57号楼。先生一家于2002年搬迁入住，其斋名应该在入住后方获得。
先生在南开园的居所，凡经七迁。从第八学生宿舍半间资料室（1975—1979），及地震避灾期间于操场自建泥坯房（1976—1977），到西南村19号楼1单元（1979—1982），到北村15号楼2单元（1983—1987），到西南村42号楼1单元（1987—1992），到北村4号楼1单元（1993—2001），此六处居所均不曾有雅称；唯西南村57号楼的这处居所，题名为“因缘居”。
先生称己居所，还有其他多种说法。如《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后记》署“1990年金秋记于南开大学之寓所”；《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后记》署“读完二校，记于南开大学之北村寓所，1996年3月6日凌晨三时”；《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后记》署“2006年3月，罗宗强记于津门，时年七十有五”；《晚学集·后记》署“己丑仲春，又是桃花盛开时，记于津门旅舍”；《明代文学思想史·后记》署“2012年春宗强于天津旅舍时年八十有一”；《因缘居存稿·前言》署“2015年春于津门旅次”。其寓所、旅舍之类，大抵都是泛称而已，除了寄寓客居之意，似无更多深味存焉。而因缘居，似为一特例；其壶里乾坤，颇耐人寻味。
我曾询问先生，“因缘居”名因何得来？他说是2000年前后，偶然得自在武汉和日本两所寺庙的签语；但他否认这与佛家因果、宿缘之说有关，而只是借因缘佛来表达“因任自然”之感悟。
先生平生治学，一向很重视研习庄子；凡登入罗门的弟子，都要研读《庄子》。他说：“我希望我的学生认真……但是认真之外，还要超脱，要拿得起，放得下，一切顺应自然。这恐怕就更难一点，能和认真结合起来，那就更好了。”他希望门下弟子，既能认真做事，自强不息；又能顺应自然，超脱俗累。
先生不只从学理上研释庄子，更将庄子融入自己的生命意识。他说：“庄子所向往的那种自然境界是很难达到的”；“我个人对于《庄子》这本书的喜好，主要是生活情趣的问题、精神归宿的问题”；“《庄子》这本书讲得非常好，是是非非，可与不可，方生方死，说出了很多很深奥的道理。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当年可的，后来变成不可了，当年不可的，后来变成可了。是与非也一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类社会就在可与不可，是与非的反复中不断前进。”（《自强不息，易；任自然，难。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罗宗强先生访谈录》，《文艺研究》2004年第3期）
此对“因任自然”之感悟，质言之就是随顺因缘。它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时间在流逝，条件在变改，若能随顺之而不搅扰，人生境遇便因之而化。这样，既没有永久的对错，也没有绝对的好坏，一切随顺因缘，此即谓任自然。先生作为因缘居主人，正是由随顺因缘而任自然的。
先生恒常有一种人生漂泊感，这种感觉不仅体现在他居无定所，更体现在他寄食多方而饱尝艰辛。如今，先生驾鹤仙逝，回归大化浑茫，再也不用漂泊了，可息心于这居所。而恰逢此疫情严控时期，先生灵堂就设在因缘居，仅供亲人、弟子祭奠，既不用折腾挪移别处，也不用惊动社会各色人群，这正是先生所喜欢的安宁。这份安宁就挂在遗像的嘴角，是那种温厚谦和含蓄的微笑。这微笑，是我在先生门下求学三年中日常感受到的，也是离开师门二十六年梦忆中时常浮现的；今日就定格在这因缘居里，铭刻在弟子永久的思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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