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是我国早期留学的水彩画家之一，也是中国水彩画史里程碑式的人物。一百多年前，他的水彩画《山茶花》和《昭津风光》是我国早期的水彩画，他的著作《水彩画法说略》是我国第一部水彩理论著作。2009年，在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美术馆主办的“中国百年水彩展览”上，李叔同的水彩画占据首位。
1905年，李叔同旅居日本，为来年考东京上野美术学校做准备。在这段潜心苦学的日子里，李叔同对水彩画有了深入了解，他将绘画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写成一篇《水彩画法说略》。这是中国第一部水彩理论著述。李叔同在其中说：“西洋画凡十数种，与吾国旧画法稍近者，唯水彩画。”正是因为这种“稍近”，使得之后水彩在中国的传播有了可能。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李叔同创作了第一幅水彩画《山茶花》。这幅水彩画为横幅，其上方是一朵盛开的茶花，浅浅的红晕色，配以淡绿叶子，花朵连着一条长的枝干，清丽素雅。画的下方题有《减字木兰花》（半阕）：“回阑欲转，低弄双翘红晕浅。记得儿家，记得山茶一树花”，并书“乙巳冬夜息霜写于日京小迷楼”，钤印“三郎”（因为他家中排行第三，故小字三郎）。客居日本的李叔同思念故乡的山茶花，它们曾绽放在天津粮店后街的李家大院里。睹物思情，李叔同想起小时候每到初秋，山茶满树繁花，美得炫目，而当他人在异国，不免想起故乡，想起了山茶花，想起故去的双亲。这幅水彩画融入了中国画的艺术语言，通过绘画主体、构图、题款和印章，说明李叔同在进行西方绘画的系统学习后，出于对传统艺术的“自觉”，将中国画的笔墨精神融入到水彩画创作之中。这是水彩画艺术民族化探索的开始。
《沼津风景》又称《明信片上的风景》，是明信片为形式载体的水彩作品，与《山茶花》创作于同一时段。作品规格为11厘米×17厘米，两页对折。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秋，李叔同东渡日本求学。当年11月，寄给徐耀廷一张自制的明信片，并在明信片的正面画了一幅水彩画，在这幅画里，表现了在光照下，海水呈一线阳光，稻田为黄绿色的自然景象。通幅作品有斑斓的色彩和随意自如的笔触，组成了一个多姿多彩的整体，把沼津的山、海、树木、田野描绘得异常动人。李叔同在这张明信片的背面写道：“沼津，日本东海道之名胜也，郊外多松柏，因名其地曰千本松原。有山耸于前，曰爱鹰。山冈中黄绿色为稻田之将熟者，田与山之间有白光一线，即海之一部分也。乙巳十一月用西洋水彩画法写生，奉月亭老哥大画伯一笑，弟哀时客日本。”从这幅小画的风格和题记来看，这是李叔同到日本后的一件写生练习。李叔同在日本学习期间，除自费雇模特画人体之外，还常到一些名胜地去写生，这幅沼津风景就是证明。著名水彩画家石增琇先生分析说，此画即按照西方外景写生作画，具有明显的印象画派的理念和风格，这与他后来的日本老师黑田清辉似乎有着必然的联系。黑田清辉一生坚持外光写生，画法采取印象派技法。师生二人在东方人学习西方绘画的取向基本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李叔同即刻就尝试按照中国绘画对自然的诠解大胆地作出了实践。“这种自觉、自悟也非常人可比的。”
《昭津风光》明信片原为徐耀廷所珍藏。1946年，89岁的徐耀廷去世。李叔同当年专门给徐耀廷的信件、字画等大部分由徐耀廷之孙徐广中保存了下来。徐广中深知这些文物的价值。由于自己不便妥管，便将一些李叔同的金石书画力荐李叔同的弟子丰子恺先生。徐广中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次次将李叔同的书信捐赠博物馆达16封之多。到上世纪60年代，经原天津艺术博物馆馆长崔锦先生，将此明信片和其他文物捐献国家收藏。捐赠后，此件文物便一直存放于天津艺术博物馆为馆藏之宝。改革开放后的21世纪初期，由于体制改革，原天津艺术博物馆与天津历史博物馆合并成为天津博物馆。这件《沼津风景》以《明信片上的风景》为题，保存在天津博物馆。
《水彩画说略》原刊于1905年12月《醒狮》第三期，署名息霜。全书包括“水彩画材料”“水彩画之临本”等，不仅讲画法，也透露其水彩画的创作思想和教育理念。其中说道：“欧美新教授法，初学绘画，即由写生入手，不用临本。然吾国人智识幼稚，以不谙画法者，强其写生，如坠五里雾中，有无从着手之势。况水彩着色，最为复杂。倘不先用临本，知其颜料配合之大概，即从事写生，亦有朱墨颠倒之虞。故初学水彩画，当先用临本。迨稍谙门径，然后从事写生，较为便利。”在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欧美与中国教授绘画有别，李叔同倡导国人学习水彩画也应先从临摹入手。
有人曾这样评价说：李叔同大师在积极引进、学习西方艺术的同时，立足于民族精神的审美、传统和文化的基础上，积极顺应时代变革，将西洋的画种化解得如此完美、如此的天衣无缝，这只能在艺术的殿堂中取得上乘核心高度，才能幻化自如，把握艺术真谛，他在学堂乐歌、诗书画印、戏剧等等方面取得的成就都在证实大师的高超。因此，大师也不愧为中国水彩画艺术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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