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俄罗斯的作家，孙犁先生喜欢普希金和契诃夫，不大喜欢蒲宁。喜欢普希金，是普希金作品的诗性，这与孙犁先生的早期小说很吻合；喜欢契诃夫，是契诃夫风格的朴素，这与孙犁先生的晚年作品尤其是散文相合拍。
在我的猜想中，晚年的孙犁先生喜爱契诃夫会更多一些。早在1954年，孙犁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契诃夫》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契诃夫作品的主要特点，就是朴素和真实。”在朴素和真实这两点，他更侧重于朴素，他说：“朴素，对于我当前的写作，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能够做到如契诃夫作品一样的朴素，孙犁先生指出需要面对这样三大敌人：“不三不四的‘性格’刻画，铺张浪费的‘心理’描写，擦油抹粉的‘风景’场面。”
从他严肃指出并称之为“这样三大敌人”，可以看出他对于当时文学现状及自身文学创作的清醒与警醒。看那时他创作的小说，特别是中篇小说《铁木前传》，便能够清晰地看出朴素风格的彰显与作用，和孙犁先生以《荷花淀》为代表的早期小说不尽相同。在这时候提出朴素和朴素的敌人，可以明晰孙犁先生创作的心迹与轨迹中对于朴素警醒和追求的自觉。
孙犁先生所提出朴素的三大敌人：性格、心理和风景偏颇谬误的描写，都还只是局限于创作本身，指向写作的具体方面。在经历了社会沧桑变化和人生的况味冷暖，尤其是经历了“文革”的剧烈动荡和新时期伊始的乱花迷眼，孙犁先生对于朴素关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知和思考。在1982年出版的散文集《尺泽集》里，有孙犁先生明确的发言。在这本书中，有写于1981年的《小说杂谈》，这是一组十七则短论组成的文章，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孙犁先生针对文学创作现实写作的重要文献。在这里，孙犁先生结合阅读与写作的贴身现状，对于朴素的敌人，显然有了同上世纪50年代不同的认识和解析。我读后，这样总结如下几方面──
一、闹市：“我们也常常读到这样一种小说，写得像闹市一样，看过以后，混沌一团，什么印象也没有。”（《叫人记得住的小说》）
二、轻浮：“五四以来，也有人单纯追求外国时髦的形式，在国内作一些尝试，但因为与中国现实民族习惯、群众感情格格不入，他们多少浅尝辄止，寿命不长，只留下个轻浮的名儿。”（《小说的体和用》）
三、唬人：“不从认真地反映现实着想，却立意很高，要‘创造’出一个时代英雄……可以称作唬人的小说。”（《真实的小说和唬人的小说》）
四、抒情，在对当时周克芹有名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的批评中说：“小说中抒情的部分太多了，作者好像一遇到机会，就要抒发议论，相应地减弱了现实主义的力量。”（《小说的抒情手法》）
五、卖弄：“小说忌卖弄”“生活不能卖弄，才情也不能卖弄”，否则，“使他的作品出现了干枯琐碎的毛病”。（《小说忌卖弄》）
从这样我总结的五点看，可以清晰地看出，孙犁先生这时候所指出的朴素的敌人，除了抒情过多这一点，其余四点，已经不局限于文本创作本身，而是从纸上功夫扩延到生活、思想和我们文学潮流的诸多方面。为什么我们有的小说写成闹市一样热闹却未给人留下印象？为什么我们愿意在作品中卖弄和轻浮却受到追捧？为什么我们愿意并热衷于孙犁先生所讽刺的像上帝创造了人一样神奇的所谓英雄？如果1954年孙犁先生所指出的性格、心理和风景描写上出现过的朴素的敌人，属于纸上功夫，只是外功；那么，1981年孙犁先生所指出的这样五个朴素的敌人，则是作为作者的我们需要修炼的内功，要有一份对文学现实与自身的内外两重世界清醒的体认和真诚的自省。朴素的敌人，是孙犁先生写作一生的敌人，也应该是我们一切写作者所需要格外警惕的敌人。
可贵并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孙犁先生这样认识了，便这样实践了。在这同一本《尺泽集》里，我们可以找到范本。我仅从《报纸的故事》和《新年悬旧照》两篇散文谈起。
《报纸的故事》是名篇，发表近四十年来，入选多种选本。散文写的是年轻时在乡间艰难生活之际，好不容易订一份《大公报》，仅仅订了一个月。夏天雨打浸坏了顶棚和墙壁，只好用这一个月的报纸糊顶棚和墙壁。如果仅仅这样写，然后抒发一下对艰难日子有报纸读的怀念，和对家人在艰难生活中从牙缝里挤出的钱的感念，常是我们愿意写的或常常读到的怀旧文章之两翼：苦难中的亲情与心底的向往。而且，我们极其愿意渲染一下日子的艰难，觉得才能够映透读报的不容易，亲情的可贵，和对报纸的渴望，便也是对远方和未来生活的渴望，报纸便可以成为一种象外之意，让我们的文章多些姿彩和升华。
孙犁先生没有这样写，前面写生活的艰辛，写订报的不容易，写读到报纸的喜悦，都没有任何的铺排，没有一点的渲染和抒情，只是实实在在地写，没有任何花活，即孙犁先生说过的“卖弄”，绝不让文字中显示出一丝一毫的“轻浮”。但是，在结尾处：“妻刷糨糊我糊墙。我把报纸按日期排列起来，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外面，把广告部分糊在顶棚上。这样，在天气晴朗，或是下雨刮风不能出门的日子里，我就可以脱去鞋子，上到炕上，或仰或卧，或立或坐，重新阅读我喜爱的文章了。”一下子，订了这一个月的报纸，赋予了情感和形象，让我们感动，让我们感慨，多了一种耐得住咀嚼的人生的多重滋味。这便是朴素的力量。
《新年悬旧照》，写的是两张老照片的故事。一张是孙犁先生年轻时的照片，他离家抗战，把照片留在家里，日本鬼子进村了，看见了照片，要抓照片上的人，在大街上抓到一个长相相仿的年轻人。抗战胜利后，孙犁先生回到家，妻子对他说起照片的事，对他讲：“你在外头，我们想你，自从出了这件事，我就不敢想了……”写得真的是好，就这样简单，却这样感人，便是朴素的力量。
另一张照片，是1981年要编选文集时朋友提供给孙犁先生1945年在蠡县照的，照片上他穿的那件棉袄，是妻子缝制的。“时值严冬，我穿上这件新做的棉衣，觉得很暖和，和家人也算是团聚在一起了。”写的比第一张照片还要简单，却一样的感人。如果，非要在看到这张旧照片后多一下抒情，或议论，哪怕只是一句，还会像现在一样让我们感动吗？如果，把“和家人也算是团聚在一起了”这一句，去掉“也算是”这三个字（会有人觉得多了这三个字，显得心情没有那么英雄气呢），还会让我们品味得出战争生死颠沛中对家的那一份感情的五味杂陈吗？
还是在《尺泽集》里，孙犁先生由衷喜欢贾平凹早期的散文作品，他在评点贾平凹的《静虚村记》和《入川小记》时，特别说了“细而不腻”和“低音淡色”这样两点特色，他说：“这自然是一种高超的艺术境界。”显然，“细而不腻”和“低音淡色”，是对付朴素的新旧几大敌人的有效却也难以做得到的方法。因为，这是一种高超的艺术境界，朴素是直抵这样境界的一条最便捷的通道。
谨以此短文纪念孙犁先生逝世十八周年。
2020年7月6日小暑写于北京
http://www.dashoubi.org/gongyi/zonghe/gyzx/13858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