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天津文学的论著中，很少看到有专门研究明清诗歌的，但关注天津文史的研究者，又大都认为明清时期天津的诗歌是很兴盛的。既曾兴盛，那为何少有研究成果出来呢？读过问津书院寄赠的《津门诗话五种》，我才认识到，明清诗歌这个寥落的战场之所以寥落，是因为很少有人像《津门诗话五种》的整理者杨传庆博士那样认真去做文献的钩稽和整理，文献久无拓展，认识自难深入，浮泛之论遂日益因循。而外地学者亦少有用心挖掘天津诗学文献者，以至于明清诗词研究著作多用南方诗词来概括这一时代的风貌，天津诗歌的兴盛竟没留下多少痕迹。然而自《津门诗话五种》问世，我以为不论是天津还是外地的研究者都会重新审视天津诗学，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期的天津诗学。
《津门诗话五种》所收诗话（包括词话）不算特别稀见，却是散珠，只能各自言说，没有整体的话语优势。而将其汇为一书，用“津门诗话”来标举特色，才使强强联合形成话语优势。而所谓优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天津诗学史料自清代贯穿至民国，初步用史料勾勒出了诗史轮廓，使得以前口头表述的“兴盛”，有了丰富的史料支撑，使得后来研究者有了深钻和拓展的基地，是谓阵地优势；二是《藏斋诗话》的推出，使读者看到晚清民国时期天津诗学的兴盛可能要超过乾嘉时期，而且这一时期的诗歌特色比以往更为鲜明，诗歌理论也更具特色，是谓特色优势。有了这两种优势，本书就有它独特的价值。
而特色优势又是在其他诗话的衬托下显示出来的，若不把其他几种诗话和《藏斋诗话》编排在同一书中，这种优势就不会因对比而凸显。《莲坡诗话》名气远过于《藏斋诗话》，但其诗学成就却不如后者。《莲坡诗话》评诗较为浮泛，殊少卓见，而叙写交游亲切隽永，有些更旨在志异，有笔记小说的意趣，诗歌反成了笔记之材料，退居客位，对于诗学理论的探讨就更少了。概括来说，其主要价值是记叙交游情状，保存文学生态。《藏斋诗话》容量则远超《莲坡诗话》，保存了很多清末民国诗坛史料，尤其重视理论探讨，有独特的诗学见解。此外，在评论诗歌时有明确的诗史意识，且多能落实：首先，很多评论后都记有大致时间，这便于后人梳理其观点的因革变化；其次，品评佳句能从诗史角度给予定位；第三，除关注诗人诗史，还注意记录存社、城南诗社等诗社活动。这样我们透过《藏斋诗话》，就能感知到清末民国天津诗歌的兴盛，也能通过与其他诗话的对比，建构起对于天津诗歌史的整体理解。我想这不仅是《藏斋诗话》的价值，更是《津门诗话五种》的价值。从这个角度看，《津门诗话五种》不仅用史料搭建了整体观照天津诗歌史的阵地，也通过《藏斋诗话》提升了其作者赵幼梅在天津诗歌史上的地位，对于赵幼梅的研究也会有大的促进。
此外，本书虽以“津门诗话”标举特色，但书中非津门诗人的内容却更多。对津门诗人诗作的品评，自可纳入天津诗歌史细加考量，而对非津门诗人诗作的评价，因呈现了共时的诗歌生态，也是讨论天津诗风不能切割的史料。这就使得这本书既有地域特色，又超越地域限制，成为研究中国诗学者共享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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