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统一的官方语言吗 古代不同地方的人是如何交流的

 

中国有丰富的土地和物质资源，不同地方的不同文化造就了不同的语言习惯。如果我们用方言互相交流，那自然是不合适的。虽然普通话在中国的普及给人们的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0%。直到2005年，普通话的普及率仍然没有超过70%。也就是说，汉人之间的交流存在问题，而且经常存在障碍。在东北，人们讲东北方言。然而，在100公里外的两个城市，有些名词有两种不同的读音。我在云南工作了一段时间，云南的方言更奇怪，一些城市甚至不了解昆明当地人。

 

“普通话”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另一个名称。事实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共同语言（官方语言、首都官方语言），无论是美国、俄国、印度等国家，都有大量的语言方言，实行各国的标准语言，方便人们的广泛交流沟通。然而，在古代，人们是如何相互沟通的呢？

 

一、现在看看中国古代，古时虽没有普通话，但有正音、官话

 

起初天下只有一门语言

 

同一种文化很重要，回顾起来，它只是中国文化宪政体系的一部分，国家的官制是可以支持和保障的，但对于中国的宪政制度更为重要。在近代以前，国家很难用正式制度有效处理的另一个宪法问题是语言。它与人物关系密切，用户较多。但是，由于它不能附属于物质实体，只能通过口耳相传，所以它也会发生更多的变化。

 

“一开始，世界上只有一种语言，所有的人都说同样的话。”这可能也适用于早期的中国。据说夏商时期都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结构的“国家”，西周分为两组。由此可以推断，三代统治阶级的语言大致相同。尤其是西周时期，中原诸国都有孔子所说的“雅言”。

 

随着群体扩大，各地方言慢慢多了起来

 

但是，随着集团的扩大和统治领土的扩大，更多的新集团和次要政治实体将被分裂和分散在那些并非孤立但注定很少接触的地区。语音会因许多随机因素而产生差异和变异，并独立发展，从而导致原始语言共同体的分裂。如果没有频繁的交流、影响和纠正，第二语言社区可能会相互分裂。

 

要促进中国政治文化的形成和融合，就必须注意更加生动多变、更难规范的日常用语。

 

在古代农耕社会，统一口音是不可能的。如果可能的话，可能没有必要。因为除非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否则安居乐业的普通农民一生都不会遇到语言障碍的问题。作为一个有影响的社会群体，只有读过几本书、学过几句话的学者，才知道有一个“外面的世界”，有着不同于普通农民的个人与家庭、国家与世界的想象，有着理想、愿景或中国梦。

 

如果年龄、身体和家庭经济条件允许，他可以追求自己的理想，献身于政治。秦汉以来，在“异地做官”的制度化体制下，他长期在一些发音怪异的地区工作。只有这样，只有对他们来说，语言障碍才成为真正的问题。

 

二、普通话究竟起源于何处

 

关于官话起源的假设

 

关于官话起源的前提只能设定为，在一个足够广阔的区域内，曾有一个人口数量庞大的群体，首先因血缘亲缘，已分享了虽有口音但在许多基本方面高度相似的口语。这个群体同周边其他群体相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优越，甚至可能就是占据统治地位的群体。因此其语言非但对该群体自身有凝聚力，对其他群体也有吸引力和支配力，并且这个群体的活动必须已初步构成了一个活跃且足以自我持续再生产的语言共同体和传统。

 

有大量间接证据支持了这个推断。春秋时期齐桓公之所以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战国时纵横家苏秦、张仪之所以能奔走六国游说各国国君合纵连横，以及春秋战国时不少政治精英如孙武、伍子胥、吴起、商鞅等之所以能直接且有效参与“他国”的核心政治决策，都表明在中原地区，西到关中汉中，南到长江南岸的楚国和吴越，这个语言传统已基本奠定。

 

文字是不同方言地区人们交流的基础

 

但还必须有一些重大社会事件，令散落在其他方言区的读书人在此后历代也一直能同中原地区有一定的语音联系。中原地区必须有足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成就来创造和保证自己的政治文化辐射力，吸引各地读书人自发、自觉以中原语音为标准来矫正各自的语音。也确实如此，从秦到北宋大约一千三百年间，除东晋和南朝不到三百年间定都江南南京外，历朝历代包括北朝各国，一般定都长安、洛阳、开封或大同——广义的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长期稳定有助于维系这一语言共同体基本稳定，事实上会向周边地带逐步扩展。

 

“官话”一直是以中原或北方音为标准的，这主要因为中原主要王朝的开创都是自北向南且定都北方。如此确定官话几乎是顺理成章。明朝是唯一的例外，它是从南到北完成统一的。明初在南京建都，皇帝朱元璋也出生在南方（南直隶）。但他在下令编纂《洪武正云》时，坚持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巩固北京方言作为共同语言基础的地位。这个决定不可能是因为敢于与元朝抗争的朱元璋突然想到并遵循了“引元不忘”。事实上，在他的决定背后，是他对明代宪法的思考。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也是如此。清雍正年间，针对福建、广东一带民众不大懂官话，“官民上下语言不通”，直接影响政令推行的情况，1728年，雍正曾下令在八年内在福建和广东全境推广普通话。首先，在福建省的四个大门口设立了教授普通话的正音书院，教当地人来讲普通话。同时，还严格要求官员掌握“国家共同语言”。同时规定，八年后，不懂官方语言的人员不得参加考试。为此，一些人还出版了官方语言学习手册。

 

这项严格命令最后没能坚持下去。十七年后，“教习多年、乡音依旧”，乾隆十年，福建省城四门的正音书院就被朝廷裁撤了，举人、秀才们也没有因为不会说官话而不准参加考试。尽管如此，统治者放弃推行本民族的语言，坚持用北方话作为官话标准，这不是因为文化多元，这本身就是出自国家统一的政治考量。

 

凭借习得的这套文字和语言，即便未进入朝廷，当不了官，理论上，当时的文化人也可以通过写作与各级政府官员和其他知识分子进行交流。因此有了“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的诗句，即便素不相识，也可以通过“官话”与之面对面交流。即便他们交流的知识和知识类型比较有限，但可用文字和官话交流的这类知识对于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构成非常重要，对于隋唐之后政治文化精英的全国性选拔则更为重要。

 

最重要的是，借助书同文和官话交流的有关家、国和天下的问题，会从他们刚开始读书识字时就潜移默化地塑造他们的眼界，确定他们的从业目标，不是在家做生意记个账，也不是用文字记录当地的民歌酸曲、评书传说。“学而优则仕”在后世的真实意味其实并不只是在本地当官，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而是要参与全国的政治，为官他乡，精忠报国，直至“治国平天下”。

 

文字和官话因此会塑造许多读书人，作为一个群体，成为中国国家政治可以依靠的精英——尽管这之后还需要有诸如科举制的筛选以及官僚制的行政历练。

 

在《切韵》出版后仅四年之后，影响中国文化1800年的科举制就登场，这也许是偶然；但是再过数十年后，就出现了大唐王朝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和文明，有相当开阔的气度和胸襟，就不可能全是偶然了。

 

总结

 

古代虽然没有普通话，但却有朝廷官话，即使你入官前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一朝为臣，就得学习朝廷官话，确保君臣彼此之间听得懂。而其他地方的臣民呢，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也不便，周围都是同一地区的人，直接说地区方言就可以畅通无阻地聊天了。http://www.dashoubi.org/news/hqsy/1386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