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文章承骈俪之习，而渐蹈浅弱之敝，在北宋初年，第一位大声疾呼，倡导古文的是柳开。柳开是北方大名府人，年才十三岁，就敢持剑逐盗。强盗逾墙而逃，他追上去斩断了强盗的两根足趾。他仰慕韩愈、柳宗元的文字，遂自名“肩愈”，字绍先。又再改名“开”，字仲涂，意即能开圣道之涂（同“途”）。但儒家的道，本极富忧患意识，是大众不能承受之重，宋初天下太平，世人终究更加欣赏丰赡华美的盛世文章，杨亿、刘筠的骈文仍占据文坛的主导地位。这就像是唐代全盛时期的殷璠，选《河岳英灵集》，自王维、王昌龄、储光羲以下二十四人，诗二百三十四首，却没有杜甫的地位一样。因为《河岳英灵集》重视的是兴象，以高远绵淡为尚，注重的是文辞声律之美，那全然是盛世文章的标格，杜甫深沉苦涩的诗味，是难以被当时人所接受的。
其时又有郓州人穆修，以古文而称于世。穆修性情刚介，卒至穷死，但一时士大夫称能文者必曰穆参军，以其曾补颍州文学参军的缘故。而从其游的苏舜元、苏舜钦兄弟，也有文名。当时为古文者尚有尹洙、范仲淹等人。尹洙字师鲁，以字行，欧阳修说是“天下之士识与不识皆称之曰师鲁”。他由馆阁校勘充太子中允，正逢天章阁待制范仲淹被贬往饶州，朝廷贴出敕榜，诫百官不得与范仲淹相朋党。师鲁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与之义兼师友，则是仲淹之党也。今仲淹以朋党被罪，臣不可苟免。”遂贬监唐州酒税。师鲁明于武备，深于治乱，所著《叙燕》《息戍》二篇，为世传颂。后因得韩琦赏识，长在军中，对西夏兵事尤所熟悉。《宋史》本传说“其为兵制之说，述战守胜败，尽当时利害”，又说他“博学有识度，尤深于《春秋》”，可见师鲁无意于专力为文，只是他的学问根底和人生阅历决定了他不能不倾向于去华显朴的古文。
尹师鲁是欧阳修写古文的引路人。欧阳修早岁工于骈俪之文，试于国学、南宫，皆魁于天下。至任河南推官，从师鲁游，乃力学韩愈文。欧阳修早膺巍第，晚更显宦，一直做到参知政事的副宰相之职，更能奖引后进，尤精识人，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皆在布衣时蒙其赏誉擢拔。以他这样的身份地位，来提倡古文，较之柳开、穆修、尹洙辈，自然是事半功倍的了。
文学史上不乏因显宦而率一时之风气的例子，如明代“三杨”的台阁体诗，清代王士禛的神韵一脉，但都不能持久。唯独欧阳修及宋五家（曾巩、王安石、三苏）的古文，却能与唐之韩柳并峙，后世尊为文章渊薮，效习不辍，其故安在呢？
原因便在于，欧阳修承接韩愈的精神，以道统自任，至其为人，又能以风节自持，在台谏任上，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而不惧，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他的文品就是他的人品，将“文以载道”之义发挥到极致，故能为当时及后世学者所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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