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讲理的人，你开口即是错。对通情达理的人，一旦过于讲理，又显得有点冷漠，彼此往来较量的只有情理和事理，独独没了情深义重。所以才有人说，爱情，就是不讲理的；家，也不是讲理的地方。
人际往来，不是简单的对错关系。占一点理，大可不必气势汹汹，世俗琐事上的对与错，很多不过是某种具体情境下的短暂判断。
常言道难得糊涂，不是不辨是非，不是没有立场，而是给对方修正和改变的余地与空间，是得理也饶人。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句。网络语“囤书破万卷”由此而来，“囤”与“读”，一字之差，含义却大为不同。
“囤书破万卷”说的是一种买书成瘾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一进书店，就想把那些精美的书籍通通都买走。疫情时期，越来越多的实体书店转战到电商平台，于是只能窝在家中的“囤书仔”们，也开始了在各大电商平台买买买的新征程。
据调查数据显示，去年我国人均阅读纸质书的数量，是低于人均购买纸质书的数量的，或许这也可以说明，一些人的买书热情高于读书热情。对于他们来说，买了就等于读了，书抱回家，心里就已经获得了一种充实感和愉悦感，尽管这感觉来得有些莫名其妙。其实，读书带给人的快乐，要远远大于囤书，不信的话，马上找本书来读吧。
被常任侠认出来之后，丁玲的家里有了方令孺、高植等友朋的拜访，大家才知道丁玲的身边还有一个冯达。
丁玲在上海时，就认识冯达。在《魍魉世界》中，丁玲这样描述冯达：“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是一个独身汉，没有恋爱过，他只是平平静静地工作……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有的文章说，冯达就是在上海出卖丁玲的人。不过，到了南京，两人却生活在了一起，并且还生了一个孩子。
对于这段故事，南京当年的《朝报》也有谈及，1936年2月16日该报副刊刊有一篇署名逸云的《丁玲何在？》，提及丁玲“现化名为×太太，并闻已与一广东×君同居，不悉确否？”这里的“×君”，即指的是冯达。
1936年，常任侠从日本回国，这时的丁玲“近居苜蓿园十八号对面的茅舍中，其同居冯君，已患肺病经年矣”。
李向东、王增如的《丁玲传》提到，丁玲曾回忆说：“我当时也不愿意有人来探望我，我觉得他们来探望我无异是到动物园中去欣赏一个关在铁笼里的猴子，我当时的心境变得喜欢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