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科书
孙犁先生曾于1979年，签名赠送我一本《文学短论》，之后又于1983年，签赠我另一本《孙犁文论集》，而在此之前，我还自购了一本《文艺学习》。从出版时间上，这本《文艺学习》出版得最早，得来也颇有机缘：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天津日报社资料室受损，部分图书内部出售，在报社多伦道家属院一间平房内，堆积了一地的书籍，我从中挑选了茅盾、老舍、周立波等作家的著作，其中就包括这本被我视为珍品的孙犁著《文艺学习》。
这三册不同时间、不同版本的孙犁著述，成为我自学报纸文艺副刊编辑业务最早受益的教科书。《文艺学习》是由上海文化工作社1953年出版，《文学短论》《孙犁文论集》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于1978年和1983年。我将它们置于案前，作为非常珍爱并时常需要学习的工作用书，在我从事报纸副刊编辑工作初始，它们切切实实地起到了业务学习读本的作用。
这三本书都与写作、编辑和报纸刊物有关，在编务之余，研读、咀嚼书中篇章感到特别受用，就像是副刊编辑工作的具体指导，是名副其实的编辑学教材，有些精髓的东西便深深地印刻在脑海里。我那时年轻，非常羡慕孙犁先生有过那么非凡的编辑经历：1941年春，冀中人民开展“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稿件需用大车拉着打游击，孙犁担负了极其艰苦的编纂工作，并将编稿心得写成辅导抗日军民文学入门的参考书……这样的经历，已然超越了单纯的编辑工作，那是属于孙犁的青春年代，是生命中初绽的热情与激情，这浴火的铭记将烛照人生长旅──它不灭！
《文艺学习》是竖排版，共分描写、语言、组织、主题和题材等四章，所有内容都具有针对性。例如，列在书中第二章第二节的“好的语言和坏的语言”中，就是极为精彩的生动讲解。什么是好的文学语言？有的作者却不谙此道，构思、想法、创意要靠语言体现，人物、故事、情节也要靠语言表述，没有好的语言引领，作品就不会吸引读者，有时与作者谈到写作，我常会提及孙犁先生的语言，要学习、借鉴好的语言，有了好的构思和故事，还需要把它讲出来、讲精彩，作品如果没有过硬的语言，便不会有可读性、不会打动读者、不会引人入胜。编辑看稿，首先是要读得下去，开头是否就能被作品所吸引，这就要看作者语言的功力，啰唆、絮叨、卖弄，绝不会成就一篇好作品。
书中的讲授是循循善诱的，不是那种颐指气使，孙犁先生从编辑角度指出作者的不足，应该从哪些方面有所努力，这是最切合实际的指导。“文艺周刊”每天都要面对大量来稿，为了提高作者的写作水平，我曾经在面向通讯员的《天津日报通讯》上，写过一篇专谈文学语言的文章，引用了《文艺学习》中的一段话：“从事写作的人，应当像追求真理一样去追求语言，应该把语言大量贮积起来，应当经常把你的语言放在纸上，放在你的心里，用纸的砧、心的锤来锤炼它们……”这段话十分精辟，是经验之谈。曾有人说，孙犁的作品不用改动一个字。发表后是这样的，可是有多少人见过他的原稿呢？那上面也是改动颇多的，字字斟酌、句句推敲，及至都能将自己的作品背诵下来。发表出来的文章，他都要从头至尾地再读一遍，哪怕有一个标点被改动，他都会看得出来。
1979年春天，一天，在孙犁先生家中，他取出一本《文学短论》，先在扉页上签名，然后将书装入一个旧信封，脸上带着笑容递到我的手上，说：“小宋，你拿去看吧。”
我非常喜欢这本《文学短论》，它白色封面，简约、秀气。我不仅重读了书中的有关篇章，还重点读了《论培养》。这篇写于1953年的文章，其实是对“文艺周刊”办刊方针的确立、阐释与引申，在经历了4年左右的办刊实践之后，孙犁以非常洞见的眼光，提出了作家的培养问题，特别是对于新的作者的培养：“我觉得一个文艺刊物的编辑，实际上负着这方面的光荣的责任。”这种责任就是实际的帮助和具体的指导，孙犁充分认识到党报文艺园地的重要性，强调对待作者和稿件的态度，确保“文艺周刊”传统得以传承。他身体力行、辛勤耕耘，终身不卸园丁职责，他的这些办刊理念，在新中国报刊史上是具有创建性和经典性的辉煌建树。
《孙犁文论集》是精装本，内容丰富，收入了截至1982年之前的所有文论，包括《文学短论》中的篇章，有些作品先在报刊上发表时影响就极大。记得《左批评右创作论》在《天津日报·文化园地》发表后，文艺组的编辑们热衷议论，认为这篇文章大胆尖锐：老孙还写过这样的文章（写于1956年，刊发于1979年）。那个时期，我们称呼前辈都要加个老字，“老孙”就是大家对孙犁最为亲切的称呼。《文艺评论改进要点》是应编辑之约，特意为《天津日报·文艺评论》版所写，稿到之日，编辑都很兴奋：老孙为我们确定了版面宗旨。
《孙犁文论集》内分五辑：关于文艺学习和创作基本问题的探讨、关于各种文学体裁的看法、对当代作家作品的评论、对古今中外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有关作家自身生活和创作回顾。书中所收文章，均与文学创作有着直接关系，是孙犁有意为之吗？是，亦不是。孙犁在文学创作方面有很高的成就，在文学评论和文艺研究等方面，同样有着很深的造诣和贡献，对于青年作家的培养与扶植，已经形成系统论述并占有相当比重，借用编选者金梅、李蒙英所言，这“表现了高尚的为文之道和孜孜不倦的园丁精神”。
从这些教科书中学什么？学做编辑之道：从学养到品德，从作风到人品，从严谨到奉献。这些不是在课堂上可以学到的，要在工作中学以致用。在如何对待作者和稿件问题上，不同刊物、不同编辑，会有不同的表现和做法。对于报纸副刊园地来说，编辑的尽职尽责相当重要，一篇好稿，从初审到见报，至少要经过三到五遍的校阅，那些需要修改的作品，所要付出的精力更可想而知了。拿小说来说，如果基础可以或内容尚可，但个别情节、具体段落需要修改，有时要与作者沟通，陈述编辑的想法和改动的地方，如此往返，没有耐心不行，缺乏热情也不行，一篇好作品往往就是这样诞生的。
要做一个好编辑，日常的工作时间是远远不够的，那些等待修改的稿子永远没完没了，你要为它们想构思、想细节、想标题。改过的稿子回来，不满意的地方还要再加工，这就是说，你在稿子上的工作永远做不完。可以放松、懈怠一下吗？可以，那么你的版面上就会“水”，被眼高的读者所指摘。我曾听孙犁先生说过：南方一家报纸的编辑，每次寄赠样报时，都要附上一封用毛笔书写的信件。那口吻中带有明显的赞许。
1985年、1988年，孙犁先生还赠予我《编辑笔记》和《耕堂序跋》两本书。老人的关心，让我有了学做一名优秀园丁的勇气和信心。每当阅读书中那些关于编辑的论述，看着上面熟悉的签名，都像是与一位慈爱的老人在交谈，那亲切的话语带着中肯、善意、真诚，这些话没有虚妄，不含说教，与熟稔的家乡话一样，带有常听常新的荷叶荷花韵。
我将这些书作为业务学习的教科书与人生读本，从中读出了一位编辑前辈的生命历程，他对所从事事业的敬爱和对文字的敬重，比大学课程更直观、更生动、更丰富，每一篇章都比课堂教程更细分，因为这是由讲授者亲笔撰写，来自第一手资料，不用任何参考书，更不需要引证，为此，我敬称它们为最富文采的报纸文艺副刊高等讲义。
重温《我和〈文艺周刊〉》
孙犁先生的《我和〈文艺周刊〉》，是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创办1000期纪念前夕，我和李牧歌到他家中，汇报纪念专版的组稿情况时，孙犁应约而写。此文在1983年5月5日“文艺周刊”千期纪念专版上发表，其后影响日渐深远，被研究者列为重点篇目。
孙犁对“文艺周刊”感情真挚，这是他进城之后参与创办的最重要的党报副刊园地，一生无悔，最终成为晚年的文学寄托。《天津日报》1949年1月17日创刊后，辟有“副刊”，3月24日，创办文学版面“文艺周刊”，明确以繁荣现实主义文学、培养文学新人为己任的办刊方针。“文革”期间被迫停刊。1979年元月，“文艺周刊”复刊，并接续停刊前期号。后来我才知晓，文艺组重新调回邹明、李牧歌夫妇，是当时报社主要领导与孙犁共同研究、商量的结果，老同事、老部下重回报社负责文艺副刊工作，孙犁似乎放心了许多，对副刊的工作更加关注。那时作为“文艺周刊”主编的李牧歌，从业务上充分信赖、仰仗孙犁，每有版面上的想法，包括重要稿件的组织、策划，都要去请示孙犁，听取他的意见。“文艺周刊”复刊不久的5月24日，便编发了“怀念诗人郭小川专号”，这块专版，就曾听取过孙犁的意见。
“文艺周刊”出刊1000期纪念，是一件大事。我们在孙犁家中，李牧歌先谈了具体的组稿情况，提出想约华君武画一幅漫画。孙犁表示同意，当即便给华君武写了约稿信，并叮嘱一定要由专人送到。4月28日清晨，天降大雨，我7时半刚到报社，李牧歌便叫我再给华君武打长途电话催问一下画稿。电话拨通后，华君武说：“我的画已经画好了，今天便可寄出。孙犁同志的信，不要再派人专送，邮寄就可以了。”这就是后来刊登在“文艺周刊”千期纪念专版上的华君武漫画《硕果一千》。
《我和〈文艺周刊〉》是一篇重要的、极有价值和研究意义的文章。说它重要，是因为孙犁先生似有先见之明，在文章中早早回答了若干问题，对这块自己倾注过心血的文学苗圃，寄托了无比的深情和期望；极有价值，是对他自己所从事职业的回顾与定评，对某些提问作出了客观而实事求是的回答；研究意义，“文艺周刊”是孙犁自《天津日报》创刊后，就一直负责编辑的版面，在几十年耕耘中所形成的编辑思想、编辑艺术和编辑风范，已是新中国报纸副刊研究的显要选题。
孙犁先生回忆了当时副刊科的情况。从创刊初期的1949年至1956年，他在副刊共刊登近百篇文章，包括工厂、农村速写，访问记，文学短论，长篇连载《风云初记》等，还要为工人文学讲习班授课、为副刊写作小组写讲稿，可以说，他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编辑工作之中。而且，“文艺周刊”创办不久，他的两位上级就先后调离，孙犁却自始至终身在副刊、编辑副刊。尽管中间有过养病、经历“文革”，但他从没有改过身份、变过职业，到了晚年，人在家中，也保持着与外界的联系，为青年作家看稿、荐稿，写读稿记，他独具慧眼的发现，往往会给文坛带来惊喜。后期病重住院，依然有受过他恩泽的作家前往探视。他为《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工作了53年，这样的编辑经历恐再无人可比。
在文章中，孙犁先生有谦虚的成分，“不能贪天之功”，几十年间，他没有离开过这块园地，精神和情感一直胶滞在这里，文艺副刊的版面每天都在看和读，这是有证的事实。“文艺周刊”“满庭芳”“文艺评论”及《文艺》双月刊（前为《文艺增刊》），哪块版面没有留下他的心血？否则，怎么会有《读一篇散文》，这样一篇为贾平凹发表在“文艺周刊”上的《一棵小桃树》而写的评论文章？而且是在见报当天便写了出来。铁凝的小说《灶火的故事》，如何刊登在《文艺增刊》上？正是经孙犁举荐，才使作家坚定了继续写作下去的决心……
孙犁先生还颇有感情地提出了五点希望和要求：“文艺周刊”应该永远是一处苗圃；要努力办出一种风格来；欢迎有生活、有感受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正确对待作者；提高编辑修养和水平。这是承前启后的希望和要求，站在千期纪念的节点上，孙犁自然有了更高的期待。
早在1953年2月28日，“文艺周刊”出刊200期时，《人民文学》杂志社刊发消息：“《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出版200期，它是全国报纸文艺副刊中办得比较好的一个……”《人民文学》为一家地方党报文艺副刊做宣传，并不多见。就是在这年的下半年，孙犁在“文艺周刊”发表了那篇《论培养》，他一定是从自己的办刊经验中受到启发，有了深刻想法才提出青年作家的培养问题，这一思想至老年时升华到极致。
2002年8月8日，“文艺周刊”出刊2000期，孙犁先生刚刚病逝，他再也不能听取纪念专版的策划了。从创刊之日到1000期、2000期，半个多世纪的风雨途程，“文艺周刊”成为国内报刊界的品牌副刊，以高尚的情操和丰富的文学之美，提升了读者与城市的文化品位。在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中国新闻出版报、天津日报社联合举办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与报纸副刊暨文艺周刊2000期纪念座谈会”上，这种“文艺周刊”现象，得到与会者的高度共识。
“文艺周刊”自复刊到1000期、再到2000期，我经历了编辑的全过程。在编辑前辈面前，不能有丝毫的停滞与懈怠，我们编辑出版了《半个世纪的精彩：文艺周刊散文精选》一书，并举办了“文艺周刊”高级培训班。2009年，“文艺周刊”创刊60周年纪念，在纪念专版的大样上，值班编委批示：“看后很受教育，多么优良的传统啊，我们千万不可丢掉。”2019年，“文艺周刊”创刊70周年，我们编辑了《文艺周刊70年精品选（上下）》，分为散文和小说卷，共计75万字，前辈园丁的耕作，结出了丰硕果实，这是已有70载刊龄的“文艺周刊”，不忘初心的一次检阅，更是薪火传递的一次新征。
有一段时间，在“文艺周刊”版的报眉，打出过“文学大师孙犁1949年3月24日创办”字样，有同志曾对此提出质疑。为此，我领命对这个问题做了档案及电话调查。在天津市档案馆查阅1949年天津日报社永久卷，查到报社人员花名册：编辑部副主任郭小川、副刊科科长方纪、副刊科副科长孙犁。经反复核查：郭小川在天津日报社的工作时间大约为4－5个月，方纪的工作时间约为两年左右。同时，还电话问询了包括郭小川夫人杜惠在内的5位老同志，时在2006年7月。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再重要，孙犁先生以他的实绩、成就与风范，早已是编辑同仁眼中的楷模、榜样，更是师长、前辈，这种尊崇近在身边，晚学后辈莫不心怀敬意、受益终身。
编辑是终身职业
1949年1月，孙犁先生迎着解放的炮火进入天津，参与创办《天津日报》，结束了之前艰苦的游击生活，这成为他人生和事业的转折点。他曾在《我和〈文艺周刊〉》中说：“我做工作，向来萍踪不定，但不知为了什么，在《天津日报》竟一呆就是三十多年……”从那时至2002年7月11日病逝，又是19年过去了，天津日报社应该是孙犁先生的福地，在这里，他不仅写出了不朽的精品名篇，而且约有百万字的作品，首发在《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天津日报》给予他的爱戴、关怀是无价的，而他以自己的人品与文品，为《天津日报》文艺副刊赢得了永久的骄傲。外界曾羡慕《天津日报》拥有孙犁，是的，孙犁一生从事过三种工作：编辑、教员、写作。教员时间短，而写作从不在专业作家编制，编辑生涯最长──他的名字始终记载在《天津日报》人事档案里。
孙犁先生在《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中说：“我当编辑时，给来稿者写了很多信件，据有的人说，我是有信必复，而且信都写得很有感情，很长……我自己听了，也感慨系之。”这就是编辑作风的延续，他不再坐班后，就在家中看稿、写信，做的仍然是编辑工作。没有人能想到，像孙犁这样一位作家，为作者们写了那样多的书信，这并不是每个作家都擅长且乐于去做的，孙犁不是，他不但认真阅读青年作家的新作，而且积极推荐，这里面饱含一种编辑情结，看到了优秀作品，编辑有义务推介给更多读者，这是职业编辑的修为与责任感。
在《文学短论》增订本后记中，孙犁先生说：“自己的工作，一直是编辑文艺刊物，或从事文艺教学。工作中有所体会，愿意发表出来，和同志们讨论，养成了一种习惯。”
外界或许忽略了孙犁的编辑身份，面对着慕名而来的青年作家，他用编辑眼光读作品，用编辑笔法写读后、点评、推荐，这类文章短小、准确、漂亮，言之有物，又具千钧之力，也易于报纸刊登。文章一经发表，便会因孙犁的声望而产生影响，这无疑是对青年作家的巨大鼓舞。《天津日报》是他的大本营，来来往往的信件多是从报社收发室收取的，他与外界交流、沟通，有段时间常用快速、便捷的明信片，这似乎成了孙犁的专有方式，那些年，他究竟有过多少此类通信？民间还有远未征集到的信函、照片等，这为孙犁研究留下了再深入的空间。
孙犁先生曾为两度并肩工作过的老部下邹明，写过一篇《记邹明》，为邹明的先行逝去深感悲痛。而邹明在负责《文艺》双月刊期间，对孙犁更加敬重、更为默契，我就多次在邹明家中听到，只要对稿件有了不同意见，老两口必有一方会说：“就听孙犁同志的吧。”《文艺》双月刊的致读者·作者，辟栏说明，缩短刊期、更易刊名等文稿，皆由孙犁撰写。这些本应是主编执笔的文字，均请孙犁代办，并且从不具名，全部以编辑部名义刊发。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支持，而是近乎在行使主编职责。孙犁在写这些文字时，必定熟悉刊物情况，心中有数，因而心情也是愉悦的，这种文体他在战争年代编辑《平原杂志》时就曾写过，现在重操旧业，他一定感到非常惬意。在晚年，仍能为自家刊物做一些编辑工作，让他感到由衷的快慰。
那时在我们眼里，孙犁先生有着格外的亲切感，他的文稿只要发表在《天津日报》副刊或刊物上，大家都要争先阅读，类似启事、稿约那样的短文，编辑都是当作范文来学习的。而编辑们版面上有事，他也总是乐于帮助，不仅为我个人修改过文稿，还替我写过几次约稿信，与我就编辑工作做过一次深谈。这些都是不能忘记的，因为老人平时看书、写作，我不忍心常去打扰。于是总想着能帮老人干点什么，捎份报纸、寄封挂号信、代取稿费，有一个时期，我按月去为老人理发……我喜欢老人室内那盆淡淡的水仙、墙上的字画、简朴的书橱、待客的方桌、窗前宽大的写字台……老人除了写作，就是继续他的编辑工作，所不同的是，他是把办公室搬到了家中，而且是利用离休后的晚年时光，他从来没有“编外”过，始终都是《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一员。
编辑作为孙犁先生的终身职业，不是止于离休后的工龄，而是直到生命之所终。身为作家，他的作品已经传世，在他逝世后的18年间，文坛仍然延续“孙犁热”，各种版本、选本的孙犁著述不断出版，以孙犁先生名字冠名的文学奖项，参赛作者人数逐年增长，各地有关孙犁研究活动屡有举办，包括孙犁纪念馆仍有新的辟建……每一位读过孙犁的人，都会有温暖的故事，犹如燃亮心灵之灯──温润、透彻、朴素，这是大师的底色。
像孙犁先生这样既是作家，又当过编辑，后期并守护着一块版面和一本刊物的为数不多，孙犁先生之所以成为大家，以上三要素缺一不可。他有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看稿准、提携准）、作家本质（多种文学体裁皆有精品）、编辑刊物（以发现扶植青年作者为己任），在这三方面，他的成就最大、功德最显著。
从孙犁先生病重不能为文，到后来病逝，无疑是中国文坛乃至新闻界的巨大损失，为缅怀和纪念孙犁，2002年8月，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2000期纪念座谈会期间，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与《天津日报》共同商议，拟设立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同年10月，副总编辑滕云和我专赴福建武夷山参加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年会，我将会议首日通过的议案写成消息，刊登在10月14日《天津日报》一版：《津报集团动议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年会决定设立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这是以文学大师孙犁命名的全国报纸副刊编辑最高奖》。
这个已被中国报纸副刊界高度认可的奖项，经过了多年努力，直到2011年秋天，终于由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与天津日报社共同携手，有了最终结果：评选出以《天津日报》为首的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10名、提名奖10名。孙犁先生作为党报文艺副刊的早期创办者，以超越60年的新闻实践，为党报文艺副刊建设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这既是《天津日报》的荣耀，更是新中国新闻人的优秀代表，这个奖项的设立实至名归，是报纸副刊界的一致认同、共同心愿。正如2003年1月，天津日报报业集团为孙犁先生塑像铭文：文学大师，杰出报人，卓越编辑。任何人只要拥有其中一项桂冠就堪称大家，但孙犁完全超越了这些，这种超越还在于他人格的力量……作为中国报刊史一代编辑典范，孙犁贡献卓著，当之无愧。
在孙犁先生离开我们18年后的今天，他的作家地位与编辑功绩，日益彰显，相得益彰。他为党报文艺园地的心血奉献，是开创性与奠基型的薪尽火传，是“扶犁执耨，播种耕耘”园丁精神的真实写照。2020年7月7日定稿
http://www.dashoubi.org/news/shwx/2020-07-16/13891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