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天津文化标签式称谓，“卫”在岁月里叫响，深印于人们心底。至如今，尽管有“津派”分了荣光，但“卫”仍以底蕴久积的醇厚，撩拨一方乡愁，融汇沽水情怀。这“卫”可不是关起城门的自说自话，甚至不妨讲，靠着外地人的心系相呼，才成为较广地域流传的一种约定俗成——这话题，也就离不开历史上京津冀的依存和互动。
在津沽，老年间冠名以“卫”的文化事物有不少。如戏剧曲艺，卫派梆子、卫子弟书、卫调大鼓；民间美术，杨柳青年画称卫画；庙会表演，高跷称卫跷；乃至妇女发型，清代崔旭《津门百咏》“只有人家云髻样”，并注“妇人髻样，高起前向，他处呼曰‘卫头’”。崔旭是天津府庆云县人，多年津门生活，其笔下“他处”云云，很有内容。
这卫，自然是天津卫之卫。明永乐初，因设卫而建城。卫是军事编制。三卫一城，又称三津，天津城市史的肇始，起点在此。“卫”的称谓，可以说与生俱来，如影随形，即便撤卫建州、升州为府之后也不曾离开，并且历经近现代大都会，相随永远。
然而，关于这因缘，却可有一问：《明史·兵志》到处设卫，天下那么多卫，为什么天津之称卫，会演变为近乎专属的地名？原因有三：其一，京畿门户、河海通津的区位优势，在城市发展中不断兑现为社会经济文化实力；其二，很长的时间里，天津只是卫的名号，而非县州府，不像蓟州卫、靖海卫借用州县称谓，保定府被左右中前后五卫借名，有河叫府河而不名卫；其三，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出海口，九河下梢、运河津要，舟楫为昔时重要的交通方式，助益燕赵大地的熙来攘往——交流中，京津冀共同叫响了“卫”。
民间老话：下卫。南北运河汇海河，船行北运河来津叫下卫，走南运河到津叫下卫；由海河入海的还有子牙河、大清河。河道网络，使沿海的天津连起腹地的纵深。于是，胜芳人驾船下卫，大城、文安、任丘人乘船下卫，围着白洋淀的安新、容城、雄县，船只可下卫，保定的府河通着白洋淀，也就通达天津卫。下卫，当然是双向往来。下卫，活泛物流、促进经济，交流了文化。光绪年《津门杂记》载，天后宫皇会进香船“数百里而来，由御河起，沿至北河、海河，帆樯林立”。远来者的皇会之旅，也是下卫之旅。
下卫的下，就河流上下游而言，如同旧时天津城里居民称劝业场一带为“下边”，津南人自称“海下”一样。邻近白洋淀的古鄚州，扁鹊庙会闻名遐迩，有民谣“进过京，下过卫，赶过两年鄚州会”。与山东一河之隔，在河北盐山县千童古镇，纪念徐福东渡的庙会很精彩，民谣说“去过京，串过卫，不如到千童赶庙会”。河北这两地，民间借京借卫夸自家的庙会，仅说广而告之的效果，已是京津冀共赢。
燕赵大地的历史进程，造就了京津冀文化圈，相互依存、交流而发展。单说曲艺，清代中叶冀中流传木板大鼓，以河间话演唱。后传入天津，称“怯大鼓”。来自沧州、河间、深县、霸州的演员为适应观众，开始采用津音，称“卫调大鼓”，唱红了；为进京，又用京调，于上世纪30年代发展为京韵大鼓。
这一曲种的演进，连着冀、津、京，天津不仅仅是接受者，区位优势及所涵养的文化优长，在此过程都有体现。京派艺术也传天津。譬如八旗文化的产物子弟书，经津人改造，于同治光绪年间形成卫子弟书。上世纪20年代，沽上有诗“卫调别京腔”，品评当时演出的卫子弟书。
再说民间美术。“年画”名称尚未传开的年代，杨柳青印品有个鼎鼎大名，叫卫画。这大约起于京华，清代《帝京岁时纪胜》，腊月“卖卫画”。《春明采风记》说，“画出杨柳青，属天津，印版设色，俗呼卫抹子”。很传神的三个字，概括产地连同印制风格。
搬一句俗语来结尾：“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勾腿子”（《漫话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勾腿子指摔跤运动的招式，表示武艺拳脚。这句俗语，是京津冀的另一种“同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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