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疫情延缓开学，历史上不乏先例。1911年2月17日，天津《大公报》刊出一则启事，其中称：“谕诸生知悉：现因时疫流行，蔓延至津，中其毒者每至一家不保，势颇可畏。我堂平日虽讲卫生，然际此传染剧烈之时，所有宿舍、讲堂多人聚处，实觉有所未便。兹拟展缓至二月二十日再行开学，届时务各来堂理课勿误。此谕。”
消息的发布者，是享誉津门，由著名教育家严范孙和张伯苓创办的新式学校——南开中学。这则消息本是一则临时通知，最初张贴在学校门前的布告牌上。所以《大公报》刊登消息时，使用了《天津南开私立第一中学堂牌示》的标题。在传统中国，“谕”主要指称官方的文告，也用于上对下的指示。南开中学在文中郑重其事地使用了“谕”的字样，表明了校方对此事的极度重视。
1910年10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鼠疫由俄罗斯南部地区经中东铁路传入中国满洲里，随后以哈尔滨为集中爆发地迅速蔓延东北全境，接着席卷全中国，持续时间达半年之久。这场鼠疫被公认为是自欧洲“黑死病”以来，人类又一次大规模的瘟疫事件，仅在中国就造成了六万余人死亡。天津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城市，是华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之前早已实现天津至唐山再至山海关的关内关外铁路通达，因此，天津也成为鼠疫疫情影响下的重要“防疫区”。
对于天津防疫形势的严峻，在时任直隶总督陈夔龙上书清廷“直省防疫情形”的奏折和清政府民政部上书“京师防疫情形”的报告中均有所体现。陈夔龙在奏折上陈明天津的战疫地位和采取的防控举措，称“现值春融，大沽口亦经派员布置。天津近接京畿，防范尤为紧要。区分地段，由医官随时查察，巡警随时报告，遇有疫症病亡之人，实行消弭方法，患疫人民，概由卫生局办理。并有绅商设立临时防疫会等以资辅助”。民政部的奏折则披露出“由津来京学生染疫病故”并陆续传染的消息。以当时的情境论，南开中学牌示中的“中其毒者每至一家不保，势颇可畏”的用词绝不是危言耸听。
学生们遍布天津城，疫情之下，保障学生的生命安全无疑是学校管理者的第一要务。1911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十八，春节已过，正值南开中学原定的开学日期。此时，在抗疫功臣、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伍连德的指挥下，清政府的疫情防治工作已取得可喜成果并有接近尾声的迹象，所有采取措施的防疫区，死亡人数已呈全部下降之势。但出于慎重起见，为了让学子们周知，防止上学聚集增加感染的风险，在张伯苓的首可和授意下，南开中学利用新旧并行的方式，先是在校门口张贴延迟开学的公告，转天又在北方最具权威的媒体《大公报》上公布了这一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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