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关公文化与荆州之关系

关公文化是以历史人物关羽为原型，以忠、义、仁、勇等伦理观念为核心，以民俗、宗教、艺术、制度等形式为表现的传统文化体系，它的本质是一种英雄主义文化，也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优秀传统文化。

明代宫廷画家商喜作品《关公擒将图》 

这种文化在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去世之后不久就已经产生了，至今已有将近1800的历史，古代的荆州就是这种文化的发源地。在今天，最能体现关公文化与荆州之间关系的是埋在荆州城墙之下的三国古城，郦道元的《水经注.江水二》中云：

“江陵县（今荆州）……旧城，关羽所筑。羽北围曹仁，吕蒙袭而据之。羽曰：此城吾所筑，不可攻也。乃引而退。”

也就是说，三国时期的荆州城是关羽亲自督造的，所以，这座城其实就是他的遗物。从现有资料来看，这也许是他留给后人们的唯一遗物。

荆州关帝庙

早期的关公文化主要流行于荆楚地区。从三国到南北朝，在长达三百多年的大动荡时代里，荆州的士人群体、普通民众和少数民族对关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005年在荆州发现的宋代关像，为目前最早的关公像

士人群体的言论使关羽成为上层社会评价勇士的标准，让关羽的事迹在官方记忆里不至于消失，所谓“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荆州的民众奉关羽为鬼神、山神、荆州神，“邦之兴废，岁之丰荒，于是乎系”，这为关公文化的多元化、宗教化传播打下了基础；荆州的武陵蛮、长沙蛮、零陵蛮等少数民族随着迁徙将关公文化向南方的更远地区传播，这从壮族、彝族、瑶族、土家族等西南少数民族流传至今的关公崇拜习俗中可见端倪。

隋唐时期，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在荆州玉泉山度化关羽的传说开始流行，这使得关羽能够作为伽蓝神走进佛教寺院。不久，在唐朝德宗皇帝的认可下，关羽成为武成王庙六十四位配享名将之一，自此晋升于国家祭祀体系之列。

宋代以来，关羽在国家信仰中的地位不断攀升。文献记载：仁宗年间，关羽曾以“阴兵”助战而被朝廷颁赐庙额；徽宗年间，关羽被封为“武安王”；北宋末年，“武安王精神”曾一度激励包括岳飞在内的爱国将士们奋勇抗金；南宋时期，朝廷加封关羽为“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元代至元七年（1270年），国师八思巴进言元世祖以关羽为宫廷法事监坛，以五百人抬关羽神像“游皇城”（这种活动一直延续到元朝末年）；天历元年（1328年），关羽被元文宗封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关羽被明神宗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关夫人被封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关平为“竭忠王”，关兴为“显忠王”，周仓被封为“威灵惠勇公”。至此，关羽成为国家意义上的最高信仰之一，与孔丘并称为文武二圣。

明代关羽傩面具

清代以后，因为清皇族在入关前就信奉关羽，关公文化更是被推到了极至。顺治九年（1652年），朝廷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三年（1725年），爱新觉罗.胤禛追封关羽上三代公爵：曾祖为光昭公，祖为裕昌公，父为成忠公；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弘历追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此后，历代皇帝对关羽都有加封。到了光绪五年，他的封号已经是：“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共二十六个字，这在清朝廷对古人的追赐封号中绝无仅有。

明清以后的中国民间社会几乎村村有关庙，关公的神职接近于万能。他已经不只是武神、军神，还是财神、乡里神、江湖神、科考神、送子神以及各种行业神，在台湾、福建一带民间宗教中，他甚至是第十八代玉皇大帝。所以，关公庙宇的数量早已超过了其他任何神袛的寺庙，遍布通衢城乡，覆盖全国各地。

在今天的世界范围内，北至蒙古国的乌兰巴托，南至缅甸果敢、越南河内、印尼爪哇群岛、马来西亚槟榔屿、菲律宾怡朗、东帝汶帝利市、泰国曼谷、澳大利亚墨尔本、毛里求斯路易港、留尼旺圣丹尼，东至韩国首尔、日本横滨，西至加拿大本拿比、美国纽约、旧金山、洛杉矶以及古巴的哈瓦那都有关公文化的存在，在这些城市里都建有或曾经建有关帝庙，这种现象堪称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 而溯其根源，其实还是要谈到荆州。

美国得克萨斯州关帝庙

韩国首尔关帝庙庙额

日本横滨关帝庙

越南会安关帝庙 

荆州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24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建城史长达2600多年。这里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也曾是三国时代的文化中心，更曾经是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而这些历史条件都曾经深深的影响着关公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

在古代官方信仰体系中关公的最高受享地位是武圣，而楚国曾是公认的尚武之国。

远在关公文化未产生之前的“春秋无义战”时期,楚人就成功地依靠这片丰饶的土地和强悍的国力,确立了自己“战国七雄”的地位,在以后“楚虽三户”的衰败局势下,发出了“亡秦必楚”的呐喊,以武制武,推翻了“失道寡助”的秦王朝。而在关公文化大盛的南宋、明代、清代和民国初期，各派政治势力在荆州这座军事要冲演义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因此,荆州武术的历史累积十分深厚。这一方土地的人民,为防身、为修心、为护家、为卫国,一代代武林前贤不断承传、演绎着这种绝对属于国粹的武术文化,而这种文化又与关公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就像荆州至今保存于民间的独有拳种窄门拳,发端于抗清复明斗争的帮会拳种洪门拳,而清代洪门的内部书籍《洪门志》曾言：

“每年五月十三日，为关帝圣诞；每年七月二十五日，为五祖纪念，即红花亭纪念。” 

“关夫子来在云端，弟子跪在地平川。随带五百金枪手，要学桃园万万年。”

现在的国际洪门总会主席刘沛勛也曾亲口承认说：“洪门以关公为主神”，可知这种帮会拳种在产生之初就具有关公文化的因子。

还有，三国时代关公的兵器是什么今人虽已无考，但元代以后大刀就成了关公精神的最好象征，明代著名抗倭将领刘綎就曾手拿“镔铁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天下称‘刘大刀’”，他本身也正是关公的铁杆崇拜者，至今韩国的一座关帝庙中还有他的神位。而荆楚大地自古习关公大刀者极多，历代以来人才辈出。因此2010年6月24日，首届中国·荆州“关公刀会”曾在荆州古城隆重举行，当时的参赛者和观众络绎不绝。

关羽的精神、气节高度符合楚文化中对于英雄的标准，可以肯定的说，正是楚文化为关公文化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并且在它产生之初就为其打下了深深的文化烙印。

比如，谈到楚文化大家都会很自然的想到《楚辞》，在《楚辞.九歌.国殇》篇中有这样几句诗：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这几句诗体现着无比悲壮的“尚武之风”，其所歌颂的勇猛品格完全可以用来形容关羽。

事实上，后世文人也确实曾将关羽的精神气节比于《国殇》，南宋时期，曾做过太社令的庐陵人曾三异就曾在《同话录.殇神》中谈道:

“《九歌.国殇》，非关云长辈，不足以当之。所谓‘生为人杰，死为鬼雄’也。”

另外，后世谈到关公时，总喜欢说“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以称赞他的文武全才。

《左氏传》就是《左氏春秋》。三国时期的荆州曾在东汉朝廷没落以后，一度成为天下的文化中心，并产生了一个承上启下的学术流派--荆州学派。在这个学派中，有许多名流、宿儒都是研究《左氏春秋》的大家，比如颍容、谢该。《后汉书.儒林列传》中载：

“颍容字子严，陈国长平人也。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师事太尉杨赐。郡举孝廉，州辟，公车征，皆不就。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刘表以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建安中卒。”

“谢该字文仪，南阳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为世名儒，门徒数百千人。建安中，河东人乐详条《左氏》疑滞数十事以问，该皆为通解之，名为《谢氏释》，行于世。”

而且，在荆州学派的学子之中，并不全都是文人雅士，也有很多赳赳武夫，王粲的《荆州文学记官志》中记载：

“於是童幼猛进，武人革面，总角佩觿，脱介免胄，比肩继踵，川逝泉涌，亹亹如也。”

按史书记载，当时的刘备正在为荆州守备新野，他从建安六年到建安十三年（208年）七年的时间里，仅抵御过一次夏侯惇的进攻，并且大获全胜。也就是说，身为刘备方面武将的关羽在这段时间里是有一些空闲时间的。他会不会也是那“比肩继踵，川逝泉涌”中的一员呢？对此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能够将《左氏春秋》做到“讽诵略皆上口”，必然需要有一定的学习时间和学术氛围，而此时的荆州正好可以为关羽提供宽裕的时间和良好的氛围。可以这样讲，当时荆州学派的这种学术氛围，就是关公能够在后世超凡入圣的最重要的原因。

关公的形象也和楚文化有关。全世界的华人都知道关公红脸、凤目，在有些民间传说中还提到关公是火德星君转世，而稍稍了解一点楚文化的人都知道楚人尚红，崇凤，并奉火神祝融氏为祖先，这说明了关公文化和楚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历时性传承关系。

在关公文化传播的漫长岁月里，三晋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闽粤文化、京畿文化、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南方农耕民族文化甚至海外各国的本土文化都曾经对它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种文化比楚文化对关公文化的影响更加持久和厚重。

总之，在关公文化的产生、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处处可见荆州的文化元素，而荆州本地文化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又成功的树立了关羽这个英雄人物作为标杆和榜样，可以说，关公文化与荆州文化是息息相关的。

作者简介：康宇，字清浊，生于1977年，北京人，关公文化学者。张氏内家拳第二代传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杂志社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关公文化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现任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研究所副所长。参加过北京、山西运城、长治，江西瑞金等多个城市的十三五规划编制及地方志编纂工作，2014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王志远合著《关公文化学》，该书已于第二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