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经济分析兴起于1960年代的美国。1961年，科斯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次年，卡拉布雷西发表了《关于风险分配与侵权法的一些思考》，这两篇文章标志着一个交叉领域——法律经济学的出现，代表了经济分析运用于法律领域中的最初尝试。1970年由耶鲁大学出版刊行的这本《事故的成本》是第一本可以称为“新”法律经济学的书。然而卡拉布雷西的经济分析通篇未用一个数学公式和图表，他仍旧保留了法学传统的规范研究的特色。这或许表明了作为先驱者其方法论的未成熟之处，但也反映了当时学科发展的状况。
一、 把经济分析应用于事故
运用经济方法分析法律问题、注重法律的经济影响是早已有之的事情。从十六世纪中期起，随着治理术(art of government)问题的出现，大批著作关注于把经济引入到政治实践中，然而当时的经济还仅限于家政的领域。亚当·斯密、马克思、马歇尔等人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可以被视为宏观经济学，他们关注于国家、社会的经济运行，而非个人。在科学主义的潮流下，统计学获得了显著的发展，生老病死、婚姻嫁娶、犯罪裁判等领域都被认为可以通过数字获得确定性的结果。边沁的功利主义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谈及了效用问题，认为人的活动、制度和法律的目标在于求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霍姆斯提出了“普通人（average man）”的概念，“即具有正常智力以及合理的审慎的人”。这也是后来法律经济分析中“理性人”、“经济人”假设的早期模版，因而霍姆斯的著作也常被视为法律经济学的源头活水。霍姆斯还看到了，威慑是刑罚配给的后果，刑罚的重要作用在于预防。
把经济分析直接应用于法律的研究首先发生在反托拉斯法、公司法、政府管制和税法等领域。在这些领域，经济学是法律的内容，法律的规制与商业活动有关，这些也一直是经济学家研究的领域。而1960年代法律经济学的诞生则意味着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确定法律对于人们行为的影响上。在《事故的成本》这本书中，卡拉布雷西把责任归责对于行为的影响作为研究的重心，这本书是把经济分析的方法应用于所有法律领域、包括与经济行为无关的领域的最初尝试。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卡拉布雷西的工作是先创性的。正如波斯纳所说：“当卡拉布雷西开始他的工作时，没有支持他的传统，没有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先导性工作可以依托。”
《事故的成本》这本书讲的是普通法中最常见的侵权问题。普通法与法律经济学的关联是波斯纳非常重视的问题，然而在本书中，卡拉布雷西并没有突出普通法的微观经济学特征。他更加关注于法律的经济后果。他指出，法律可以影响潜在的侵权者和受害者的行为，法律有某种配给（allocation）效果、而不仅仅是分配（distribution）效果。事故法不仅在于补偿受害者，还在于避免事故；不仅在于减少与事故直接相关的成本，还在于减少社会成本。他注重事故法对于人们采取避免事故的措施、人们从事具有事故易发性的行为的影响，也就是把事故法不仅仅看作一个对个案的决定具有意义的工具，而是认为事故法会影响可能牵涉到事故中的人、甚至是一般人以后的行为。
与波斯纳推崇效率至上不同，卡拉布雷西试图调和各种价值的冲突。在他的研究中存在着某种价值先行，从而有别于典型的实证研究对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他首先提出了事故法的目标，然后根据目标来检视事故法的方案。
二、 事故法的目标与方法
卡拉布雷西提出，认为社会应该不计成本防止事故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从社会成本的角度考虑，事故法的目的不仅仅是减少事故，还要减少事故发生后的社会成本以及减少预防事故的成本。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事故法的两个首要目标，以及其中一个首要目标的三个次目标。
事故法体制的首要目标有二：首先，必须是正义与公平；其次，必须减少事故的成本。在这里，卡拉布雷西首先考虑的就是正义与公平。除了对正义的必要条件之外，他把事故成本的减少的目标视作不证自明的公理，“事故法的首要功能就是减少事故成本与避免事故的成本的总和”。
成本减少的目标又可以划分成三个次目标，针对每一个次目标，卡拉布雷西都提出了解决方案。第一个是减少事故的数量与严重程度，也被称为减少首要事故成本。针对首要事故成本减少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进路，即“一般威慑”或者说市场方法，以及“特殊威慑”或者说集体方法。这是卡拉布雷西很重要的一对概念，在此他把刑法中的威慑理论应用于民事侵权领域。这两种不同的方式实际上暗含着不同的意识形态，要求进行不同的法律制度设计，导致不同的成本负担后果。卡拉布雷西认为，单纯依靠任何一种方式都不可能真正达到预防事故的目的，而需要结合市场的方法与集体的方法。
第二个成本减少的次目标与减少事故的数量和其严重程度都没有关系。相反它关注于减少由事故产生的社会成本，被称为次要事故成本减少。现实的事故的社会成本可以通过首先采取手段避免事故得到最大程度的减少。这个成本减少的次目标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实现，这两种方法一般都涉及转移事故的损失，即风险分散以及劫富济贫。
第三个事故成本减少的次目标涉及减少我们处理事故的管理成本。这个目标被称为“第三位的”，因为它意在减少实现首要的和次要的成本减少目标的成本。
除此之外，事故法还承担着一些外部目标，比如用作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手段、起到对垄断征税的作用等等。
这些目标各自独立，又彼此关联。针对一个目标的已有的事故法体制可能并不适用于其他目标，而事故法是为了实现上述混合目标，因而需要混合方法。实际上，卡拉布雷西在书中没有给出明确的事故法体制，这与他的“混合目标”、“混合方法”的说法相应。也暗示着，在他的观念中没有以“效率”为一元标准。
三、 事故与正义
为什么法律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多以“事故”为主题？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实际上，事故背后是分配与正义的问题。“正义”是卡拉布雷西这本书中一个重要的主题。正是在正义的观点之下，他对经济效率的一元论提出了质疑：
“正如经济学不能为我们决定是否要挽救被困矿工的生命一样，它也不能告诉我们在挽救生命和减少事故成本上我们会走多远。经济学可以为做出决定提出一种方法——市场。但是权衡生命与金钱、便利的决定不可能纯粹是与金钱有关的，因而市场的方法决不是唯一的方法。”
减少事故成本的经济上的最佳体制如果造成了不公正，也会令人无法接受。在事故法体制中，“正义必须最终取胜”。在此，卡拉布雷西也动摇了“市场”的神圣地位。
法律经济学常被认为，有着某种“脱意识形态”的倾向。事实上这样的一种倾向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意识形态。与古典经济学主要依赖于市场方法不同，现代经济学通常要面临着在集体方法与市场方法之间的选择。在本书中，作者提出的一般威慑与特殊威慑正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卡拉布雷西提出了实施特殊威慑、也就是集体方法的五个主要理由：第一个就是一般威慑的基本假设的对立面，个人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最好；第二个，在决定我们需要多少导致事故的活动时，必须比较市场不能解决的非货币化的“成本”与“收益”；第三个是，在决定支持还是反对事故时，我们不应仅关注于成本，尽管成本也是广义的，但是必须考量道德观念；第四个是，资源分配理论固有的局限性需要某种集体决定；最后一个是，一般威慑不能有效地实现活动分类，几乎从未实现我们称为行动的那些非常小的活动的子类划分，要有经济效率地实现这些，集体行动是必需的。不是所有理由都能被每个人接受，但每个人或许都能至少接受其中的一个。在实践中，往往是一般威慑与特殊威慑相结合。
在美国的法律经济学运动中，有耶鲁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之分。以卡拉布雷西为代表的耶鲁学派比较注意公正和衡平对于效率的制约，偏重规范分析的手法；而芝加哥学派则突出强调经济效益，偏重实证分析的手法。国内的法律经济学研究往往重芝加哥、轻耶鲁，这或许部分是由于耶鲁学派有某种“因循守旧”的倾向，而以波斯纳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常常“离经叛道”，更易吸引眼球和人气。
但是，如果经济分析缺乏了正义之维，那也可能“行之不远”。正如弗兰克·H·奈特常常强调的，福利经济学的问题最终必然归结为美学和伦理学问题。法律经济学也离不开正义与公平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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