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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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4-08 10:28:40

　　女人的衣柜里永远少一件衣服，永远不要低估女性对消费的欲望，这似乎也是一个悠久的“传统”。这一消费行为的经济意义是什么？女人爱买品质品又折射出怎样的女性消费文化？台湾著名历史学者巫仁恕的著作《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以中国奢侈风少见高涨的明清时期的江南妇女为研究对象，论述了妇女在品质风气中的重要性，分析了妇女的品质品消费对两性关系、流行风尚及产业结构的影响。

　　《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一书突出女性在消费文化当中的重要地位，与西方史学界提出的“消费革命”强调女性消费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一致的中国历朝历代均曾出现奢侈现象，尤其明清时期奢侈风气上升到顶峰。奢侈风气的形成依赖于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奢侈消费行为从而自然而然流露在日常衣食住行中，商人利用大规模生产模式满足人们的强烈消费需求。与此同时导致价格下跌、平民百姓争相购买的现象，最终奢侈品成为一种目常生活用品，奢侈消费成为一种流行风尚，奢侈消费行为成为一种习惯。

　　“独立女性”以明清江南地区为中心，独立的购买力、独立的审美风尚、独立的经济杈是当时女性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的表现，从而反过来带动女性进行奢侈消费。不过对女性奢侈消费具有较多争议，在时代局限性的前提下，女性奢侈消费是带有性别眼光偏见。我们是否也可以进一步思考，在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中不乏女性奢侈消费的推进，在特定的产业，例如游乐活动、服饰以及蜜饯果品行业中着实具有促进作用，所以应该对之有更加多元与公允的评价。

　　在明代冯梦龙所著的《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当杜十娘得知李甲背信弃义，将其卖于孙富后，绝望愤懑之余，“刻意装扮起来，胭脂花粉，金铁花钿，罗裙绣襦，都一一派上了用场”，然后将满满三屉、价值数万两白银的“金银翡翠各色首饰”、“玉萧金管，珍奇玩物”、“荧荧发光的夜明珠”等悉数倒入涛涛江水之中，然后含笑纵身跳下……巨大价值反衬既是文学的一种惯用修辞表达，同时也折射出杜十娘消费之奢侈，而这也正是长期研究明清社会史的台湾大学历史学博士巫仁恕的研究样本之一。

　　在巫仁恕看来，明清女性在衣、食、妆、乐等方面的表现均极为惊艳——“即使是一般平民妇女，甚至被人视为身份卑贱的婢女，都有可能消费得起上层阶级所消费的奢侈品”。巫仁恕同时也指出，女性实现这些奢侈消费“权利”并非一帆风顺，相反遭遇了男性特别是官场的严厉斥责乃至强力打压。

　　古往今来，凡是能与奢侈扯得上点联系的，自然离不开雄厚的资金实力。明清女性奢侈消费的兴起，其“带头大姐”们自然来自于官贾豪族。但仅有经济实力，并不一定构成奢侈消费的普遍形态，毕竟权富阶层占比较小，而巫仁恕透射的则是两个跨越数百年朝代的普遍景象。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中国女性爱美之心并非自明清才为发端。假如巫仁恕笔下明清女性奢侈消费确实具有划时代特征，那么在此之前女性又为什么不能在奢侈消费方面觉醒呢？若论经济实力，前有汉唐盛世，还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跃居当时世界前列的宋代。或者说，女性能否奢侈，有钱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舆论基础。

　　仇英：《汉宫春晓图》

　　有明一代，上层力量依旧希望通过强化礼制教化方式，试图达到统治社会的目的。单单明朝一代就曾有119次申明禁奢令，清代也有多位官员曾上书力陈“僭肆奢华”之弊，“但最终，就连乾隆皇帝也得承认这种奢侈僭越的现象是‘积渐使然’”。至于两代基层官员专门痛斥妇女衣着的上书更是屡见不鲜，各类禁令也层出不穷，不过，巫仁恕通过梳理后发现，那些禁止奢侈包括禁止女性衣着的禁令绝大多数成为了纸面文章，根本未能付诸现实。

　　禁令频频落空，权因时势难挡。女性作为一个整体消费力量的强势崛起，才是明清诸多“禁奢令”落空的真正原因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明清女性消费能力的异军突起并非完全依赖于家庭，特别是普通阶层的女性，相反越来越背离家庭——她们逐渐走出家庭，开始参与社会分工，通过劳动实现了积累。当女性有了一定“私房钱”，自然意味着她们具备一定的财产支配能力。这种自由支配财产能力的走强，本身也是对传统“三从四德”女性社会地位模式的挑战。

　　张念在《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一书中，剖析中国妇女解放的轨迹后发现，女性得以解放的重要条件就是从传统封建家庭中的“出走”。只有脱离传统禁锢，长期在家庭中扮演逆来顺受色彩的女性才可能逐渐从经济独立中实现人格的独立。这种嬗变，是根本区别于传统官贾豪族里的妇女，尽管这些妇女不足以引领社会

　　张念：《性别政治与国家：论妇女解放》

　　近百年来，中国妇女的个体存在经历了从被忽略、扭曲、变形到正当伸张的坎坷历程。我们在对革命、解放、平等、自由这些最为重大的政治概念的理解“失去归属感”的同时，必须重视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妇女解放是否仅是从传统社会的文化桎梏中解脱出来，其自身却未获得某种先验的价值依托，并在政治层面为解放与自由找到最终的国家理由？这种哲学上的缺失，或许恰是中国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走得更远的深层原因。本书深刻呈现中国妇女解放过程中的种种矛盾与悖论，在理论视野中铺展中国妇走向自由的曲折历程，实属一部填补当今学术空白之作。

　　李国彤在《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中也曾描写了一些“出走”现象：随着男性社会活动的增多，女性家庭责任逐渐加重。出于更好地践行“妇德”的需要，外加不断加重的责任负荷，女性的知识面不得不努力提升，甚至开始尝试接替男性无暇顾及而女性过去不曾染指的空间，比如一些女性不再仅仅体现单纯的“忠、孝、贤惠、母道、母仪”等角色，开始参与家庭的管理乃至经营等活动。当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妇德”本分的明清女子不得不面临从家庭“出走”的无奈选择时，这些无奈同时也会帮她们逐渐卸掉压在身上数千年的道德教条。

　　李国彤：《女子之不朽》

　　《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从女教、女学及妇女启蒙三个方面逐一考察明清时期女教传统之衍变和才女文化之兴盛，并反思清末民初的妇女启蒙观念及其在国家民族话语中的变奏。明清女教极力把妇女纳入到整饬家庭秩序、巩固王化基础的社会系统中，无论是女教书的条文，还是文人撰写的妇女墓志碑文，都充斥着对妇道母德的颂扬。在这种大环境下，闺秀才女虽以妇道母德为行为尺规，但仍不懈地追求女学。她们在文学创作中陶冶情操、发古今之幽思，并通过著作昭示其责任意识和“不朽”观。这一力量的蓄积正是晚清男女平权运动萌发的远因，嘉道以降，女教和女学受西学东渐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冰心、苏雪林、丁玲等一大批新知识女性向我们走来。

　　当女性“出走”从一开始的被迫无奈，逐渐突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三从四德”的传统禁忌，到后来成为社会的常态，这其实正是传统女性地位润物细无声的渐变历程，所以才有了乾隆眼里的“积渐使然”，所以少去了与传统伦理的许多尖锐对立。当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得不参与社会活动、当女性参与社会活动越来越被社会各界习以为常时，女性的传统形象也自然会在潜移默化中颠覆，消费形象的改变自然再正常不过。

　　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巫仁恕以明清女性的奢侈消费为着力点，但明清女性的整体消费水平未必真正超越同时代的男性。他的这些比较研究只不过基于女性这单一性别的历史纵深，而非处于不同性别的同一社会平面。女性热衷的那些粉黛等及华丽服饰，恰恰不是男性的消费热点。而男性关注的置产、豪宅等，显然也提不起女性的兴趣。从这层意义上讲，本书的最大意义或在于对两个朝代消费观念变化研究的抛砖引玉。

　　再者，本书既然定位于女性的奢侈消费，逻辑上理应辅以更为详实的数据和案例，而不仅仅假以官贾豪族和几个“社会失足妇女”的零星样本。这并非是对“社会失足妇女”群体的歧视，而是即便在明清两代，权贵与“社会失足妇女”同样数量有限，远不足以构成作者在本书中努力描绘的社会普遍常态，事实上，贫富差距过大同样也会沦为权贵奢侈消费的温床。从这一角度看，倒是赞同一些网友的观点，即本书选取了一个十分抓人眼球的视角，但文中内涵显得过于单薄，以致有的观点让读者感觉有武断之嫌。

　　女人的衣柜里永远少一件衣服，这一消费行为的经济意义是什么？女人爱买奢侈品又折射出怎样的女性消费文化?本书以中国奢侈风空前高涨的明清时期的江南妇女为研究对象，论述了妇女在奢侈风气中的重要性，分析了妇女的奢侈品消费对两性关系、流行风尚及产业结构的影响。

　　明清时期江南的城市化与商品化有长足的发展，这就使得江南人群的消费能力增强，奢侈风气日渐盛行，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妇女的奢侈消费。在商品化和市场化趋势下，妇女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营中，这增加了她们的收入，提高了她们奢侈消费的能力，反过来，妇女的奢侈消费也显示了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同时明清情色产业的兴起也是奢侈消费的幕后推手，妓院的发展刺激了服装业、首饰业、旅游业、餐饮业等一系列相关行业的发展，对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贡献了巨大的力量。高级妓女们的行为给宫廷以及整个社会带来对财富的渴求、诱惑力、巨大的消费、盛大的娱乐生活等等，引领着社会的时尚风潮，也使社会弥漫着纸醉金迷的气息。明清时期妇女的奢侈消费对于特定产业有促进作用，不仅带动了地区服务业、成衣业和食品加工业的发展，也增加了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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