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我从《天津日报·津南时讯》读到刘景周先生写的回忆南郊区文工团的文章。往事历历、心潮澎湃，如骨鲠在喉，许多话不吐不快。“读后感”才刚刚写了个开头，不巧来了缠手的事儿，只能一拖再拖。后来紧追慢赶，还是“馊”了才端上桌，实在抱愧。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对南郊文工团要么印象不深，要么压根儿没嘛印象，所以为什么要搞这么个团，起了什么作用，既不甚了了也不“感冒”。这里有必要先交代几句起始缘由。
那时候，“一本书，八个样板戏”，是十年间人们可以公开享受的仅有文艺作品，所以，少说话、多干活，躲着文艺走，成为一种无言的默契。生活之单调枯燥，现在的年轻人绞尽脑汁，也难以想象。
景周先生此文之可贵，首先他写的是“那段岁月”刚结束，朝霞初现，改革开放的大潮正在紧张酝酿，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写人们的内心变化、外部表现，都很真实且朴实。开始以宣传队名义招人，一家伙就涌上700多，尽管很少录用，但人们的热情表露无遗。
文工团戳起来了后，学什么、演什么呢？其实组织者心里也没根。摸着石头过河，磕磕绊绊难以避免。即使有全国知名的相声名家苏文茂、一流剧团台柱子的陆鸿书，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他们下放农村，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上蒙着阴影。所以开始他们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到外边学习，为嘛选延安时期的《兄妹开荒》之类？这就是内心压力的外显。老解放区久经考验、政治上百分百保险啊！所以在文工团存在的几年内，自创节目有几个？反映南郊区、天津市现实的作品有多少？凤毛麟角。多是把大剧团演过，获得好评的剧目，拿来应景。这种内心窃喜新时代到来，又怕还有突然变化的忐忑不安；这种向往新生活，又顾虑重重，不敢放开手脚的情状，在那时是一个普遍的存在，在景周先生的文章中，反映的很准确。
《小二黑结婚》可算他们演出最成功的保留节目，可这节目依然老掉牙了。此种情状非孤立存在，特定时代、特定心理的产物，完全可以理解。
其二，文章用语生动传神，颇见文字功力。其中戏说他自己扮演二孔明薅掉胡子套一段，足可令人喷饭；粗粗拉拉的赵立清抢先梳妆，转眼老态龙钟，被人讥诮哭了，文章形容为“嘤嘤而泣”，传神！我从未想到，性格开朗粗放的赵奶奶，年轻时居然也会忸怩。
对团长朱定一的描写也是一大亮点。这位团市委下来的干部，整体素质较高。无数事实证明，领导人素质高、能力强、“三观”正确，这个单位必然戳得住；倘若相反，这个单位就难免出问题。景周先生写朱定一，不是空话连篇地赞扬，而是用一件件活生生的小事、实事，娓娓道来，于细微处见精神。比如：从言谈话语到坐卧行动，都是他注视的范畴：每天雷打不动地一小时读报；给同志们苦寻学习资料；对政治学习不摆样子，而是带领大家真学、苦学，让同志们学有所获，用于实践。高标准对待自己的本职业务，每场演出后，对每位演职员的表现，差的批评、好的表扬，公开透明，实事求是。一旦发现自己的失误，勇于公开承认。即使搁到现如今，这样的品质也足以令人钦敬。特别是把唯一一张“表票”发给谁，那么光明磊落、透明求实！把一个公而忘私的共产党员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三，文章有史传意义。文章虽不长，但很有意蕴。有些小青年看过文章后发议论说，人家费劲巴拉地好不容易把文工团戳起来，演出也很有水平，有的地方演一星期还一再挽留，够可以的啦，留着多好，干嘛让他散伙呀！
我觉得这些话似乎不无一点道理。倘若有这么个文工团存在，起码能锻炼不少人，把咱区的文化活动搞得虎虎有生气，说不定就会出几个名满全国或省市的明星哩！最不济也能像内蒙的乌兰牧骑，活跃我区甚或我市的文化氛围哩。
最后唠叨两句题外话，我读古籍少，腹内空空。但就从有限的阅读中，我个人觉得南郊文工团在特定时期、特定情境下做出的成绩、取得的效果，津南区志似乎应有较详记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