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谷济生是一名悬壶济世的中医，他年轻时就读的华北国医学院是新中国成立前少有的正规中医国医学院，院长施今墨老先生是位主张中西医结合的大师。据说施老行医时，不但号脉，脖子上也挂着听诊器，这在当时传统的中医界是离经叛道的，但也树立了中西医结合的典范。华北国医学院虽然是中医学院，但也开设解剖、病理、生理等西医课程，还有德国老师授课。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国医学院的学生几乎全部成为中医界和中西医结合的栋梁。
爸爸在医学实践中善于接受新事物，不拘泥于传统，中西医并用，救治了无数病人。爸爸也懂一些英文，我小时候还见过家里药柜里的西药和注射针剂。爸爸来到天津市第一医院工作后，由于他对中西医融会贯通，又对肝病有独到的诊治经验，于是和天津著名西医韩康玲主任一起创办了中西医结合天津肝病研究所，这是天津当时唯一一个专门研究肝病的机构，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
爸爸虽是中医，但由于基础扎实加上勤奋好学，他对西医的各种肝病指标、生化免疫以及当时还是前沿医学的肝穿刺病理都有很深的了解。他对病人辨证施治、对症下药，令天津肝病研究所声名鹊起，有段时间住院床位一床难求。
我读了医学院后才体会到身为中医的爸爸付出了多少努力才拥有了对西医及西医肝病理论理解的深厚功力，凭借着怎样的毅力才成为了全国少有的肝病中西医结合的专家。爸爸虽然身为专家，学识渊博，但他对每个病人都认真负责，对每个方剂都仔细斟酌，从不马虎敷衍了事。他对肝病、胃肠道疾病、中医妇科等都有独到的见解，解除了无数患者的痛苦。
小时候我很少见到爸爸，因为他常常很早就上班去了，晚上很晚才回来。记得我家客厅的墙上挂了很多先进工作者的奖状。天津市第一医院中医科是由爸爸创办的，他倾注了无数心血，任贤举能，使中医科人才济济，成为当时天津一流的中医科室。爸爸在“文革”前已是高级知识分子，但他毫无架子，平易近人，诲人不倦，倾心教学，毫无保留地培养下一代。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国务院批准的中国著名中医大师，享受国务院津贴。他的很多学生现在已在天津和各地成为著名中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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