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二年(1757)二月初，乾隆帝在第二次南巡途中，于徐州召见河南夏邑籍的致仕布政使彭家屏。彭家屏举报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匿灾不报，使百姓受困。在查证属实后，图勒炳阿被革职查办。但很快，由于乾隆帝发现夏邑有人收藏吴三桂的伪檄文，案件转向对彭家屏是否收藏敏感文字、书籍的追查。五月乾隆帝回銮京师，彭家屏承认家中藏有明末野史禁书，七月被赐令自尽。自民国以来，此案被解释为一个文字狱，其详细内容，已有专论。①
然而这个案件也有很多值得反思之处。首先是当从段昌绪家发现吴三桂伪檄文后，本来与彭家屏没有瓜葛，但乾隆帝却非常坚定地认为彭家屏家肯定也会收存，“即彭家屏家，恐亦不能保其必无。即应委大员前往伊家，严行详查”。②乾隆帝何以相信彭家屏必然有违逆的藏书或文字?
其次，在发现伪檄文后，乾隆帝立刻将办案的重点由匿灾转移到对反清思想的追查上，“今经办出逆檄一事，是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③皇帝立刻将已经革职准备发往军台效力的图勒阿炳官复原职，并让其协同直隶总督方观承等一起办理彭家屏收藏违禁书籍之事，显然是要置彭
①早在上个世纪初，孟森曾专门排比资料，撰写《彭家屏收藏明季野史案》(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2006年)，将其归纳为一个文字狱。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在20世纪30年代整理的《清代文字狱档》(增订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将彭家屏案列入第七辑。白新良《乾隆朝文字狱述评》(《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3期)也提到彭家屏案是私藏禁书文狱的开端。郭成康在《乾隆大帝》(华侨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有专节比较详尽、深入地论述彭家屏案，认为彭家屏案让乾隆帝感觉到了留存于民间的明末野史的威胁，开始考虑如何一劳永逸地销毁悖逆书籍，并整肃、震慑那些对清朝统治不满的汉族臣民。李伟敏《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案与乾隆禁书》(《兰州学刊》2007年第9期)一文利用《历史档案》1991年第四期公布的一些相关档案作了研究，也提出彭家屏案成为乾隆时期后来大规模禁书的一个重要诱因。
②《清高宗实录》卷537，乾隆二十二年四月辛巳。
③《清高宗实录》卷537，乾隆二十二年四月辛巳。
家屏于死地。
第三，彭家屏虽承认收藏明末野史，但已被销毁，乾隆帝和所有办案官员始终没有见到禁书，唯一的证据是图勒炳阿查出的《大彭统记》，实际也只是彭氏家谱。
基于以上三点，很容易让人觉得乾隆帝将彭家屏赐死抄家，其借口实在牵强，实为冤案。民国四年(1915)，彭氏后人上书财政部，要求给彭家屏平反，返还家产，获民国政府批准，予以昭雪，并为彭家屏立传建立专祠。《夏邑县志》记载:“公迎跸陈诉，上官衔之，讽县以藏逆檄事陷之，逮问赐死。”①这种叙述只是将责任归罪于“上官”图勒炳阿的陷害，而没有涉及皇帝本人。
那乾隆帝为何冤杀彭家屏?后世史家有两种推测，一是彭家屏以缙绅言利病，触犯了专制皇帝而惹祸上身;②二是认为乾隆皇帝以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而杀之，目的在于回护满洲大员，镇压汉族士人反抗。③
然而，这两种解释似乎过于简单。在实录中保存下来的乾隆朝上谕，以及一些未刊档案材料表明，彭家屏很早就卷入到雍乾之际的党争中，在乾隆初期李卫与鄂尔泰一派的角逐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与乾隆帝本人也有着比较复杂的关系。彭家屏在仕途上的兴衰荣辱，甚至最后被杀，都与这种朋党政争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体现了乾隆帝政治思想的变化。
一、作为李卫一系的主力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在准备最终惩治彭家屏时，乾隆帝在谕旨中称:
“且彭家屏乃李卫门下一走狗耳!其性情阴鸷，恩怨最为分明。从前每当奏对时，于鄂尔泰、鄂容安，无不极力诋毁，朕因此深薄其为人。平心而论，鄂尔泰父子，虽未必能比古良臣，而较之李卫，其相去何啻霄壤?是彭家屏之倾险狡诈，已可概见!”④
乾隆帝的这段上谕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乾隆初年，前朝旧臣鄂尔泰与李卫之间矛盾尖锐，二是彭家屏乃李卫一系，在与鄂氏一门的斗争中非常积极。雍乾之际的派系斗争，不仅存在于众所周知的鄂尔泰和张廷玉之间，而且，李卫也是其中一大因素。了解李卫与鄂尔泰之间的关系，以及彭家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将是探究彭家屏案的关键。
雍正帝曾致力于以高压手段对付自康熙晚年以来的朋党政治。不但允禩、允禟等被打击、圈禁致死，而且，像年羹尧、隆科多这样的亲信重臣也因党羽多、势力大而受到整肃，人亡党散。又有李绂、杨名时、谢济世等科甲出身的官员因为被怀疑结党而受到追论。雍正帝还曾亲撰《朋党论》，表明对朋党政治的深恶痛绝。然而，在雍正后期，被雍正所倚重的一些亲信大臣又开始形成新的朋党势力。
鄂尔泰、张廷玉、李卫、田文镜等，在雍正时期都做出过重要贡献，受尽恩宠，但他们之间矛盾亦深。田文镜曾弹劾李卫，雍正帝不为所动。之后田文镜转而要交好李卫，李卫母亲去世后，田文镜专门派人持厚礼前往吊唁，结果被李卫赶出府门。直隶总督李卫也曾参劾鄂尔泰的弟弟步军统领鄂尔奇坏法营私，紊制扰民。尽管如此，慑于雍正帝压制朋党之威，他们尚不敢表现出明显的结党倾向。但雍正帝去世后，鄂、张、李分立门户、互相倾轧，党争再起。鄂、李之间
①《夏邑县志》卷6，黎德芬等纂修，见《中国方志丛书》第99册，成文出版社，1968年。
②“家屏以搢绅言利病，皆足以掇祸。罗织文字，其借焉者也。”《清史稿校注》卷345，《彭家屏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
③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中曾专门论述此案，虽列为文狱，但也提出“乾隆帝亲自处置此案，意在回护满洲大员，镇压汉人士民的反抗，目的十分清楚”。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10册，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页。
④《清高宗实录》卷540，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丁卯。
的矛盾和斗争也是影响政局的一大因素。
清世宗：（1678年12月13日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735年雍正十三年；在位1722年-1735年）愛新覺羅胤禛，清世宗雍正（憲）皇帝，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個兒子。
自雍正三年(1725)开始，鄂尔泰一直任职西南，李卫则总督浙江，两人接触机会不多。直到雍正十年，在西南改土归流中建功立业的鄂尔泰被调到京城，出任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办理军务，而李卫则署理刑部尚书，后调任直隶总督，提督以下悉听节制。这种安排使李卫的地位低于鄂尔泰。第二年，李卫发起对鄂尔泰的弟弟、步军统领鄂尔奇的弹劾。雍正帝在这件事上当起了和事佬，他将鄂尔奇革职，但并未深究，同时嘉奖李卫，以图平息双方的矛盾，模糊了事。①雍正帝去世时又以鄂尔泰为顾命大臣，辅助新君，更加提高了鄂尔泰的地位。
与鄂尔泰、张廷玉相比，李卫长期任职封疆，未曾入内阁、值军机，势力相对较弱。面对大权在握的鄂尔泰，失去雍正庇护的李卫自然十分焦急。袁枚记载:“世宗崩，公自知孤危独立，万无全理。入谒梓宫，跪伏大恸，晕绝不能起。上知其意，召见慰之曰:卿但努力报国，先帝虽崩，自有朕在也。赐珊瑚朝珠，荷囊两匣。再赐长子星垣武探花及第，公意始安。”②
这次哭灵让李卫获得了乾隆帝的支持，在此后的三年中，或许为改变在政治上孤危的局面，李卫一直致力于与鄂党的暗中角力。
哭灵后不久，李卫就给乾隆帝上了一道密折，对当时乾隆帝的用人政策提出建议。他说乾隆帝重用李绂、谢济世等人非常正确，但史贻直“虽有聪明才情，而居心最巧，性好奔竞，曾在年羹尧门下，于江南署督任内本省地方操守用人即有不谨”。李卫还提到陈世倌、唐绥祖曾助田文镜为虐，诡诈百出，二人虽皆有才，恐终难改革今世。③
李卫的这个奏折揭示了雍正晚期、乾隆初年的朋党派系的冰山一角。李绂、谢济世这些人曾遭雍正帝打击，乾隆帝践祚后予以平反，并加以重用。史贻直属于鄂派中坚，唐绥祖等则属靠田文镜一系发达起来的官员，他们还将长期存在于乾隆时期的朝廷官场中。李卫在密折中对这些人的褒贬，表现出他与鄂、田的恩怨纠葛。
而且，皇帝也曾在乾隆五年的一道上谕中非常详细地说明了鄂、张、李三人之间的矛盾，并透露出李卫受到了来自鄂派的压力。“当日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皆督抚中为皇考所最称许者，其实田文镜不及李卫，李卫又不及鄂尔泰，而彼时三人素不相合，亦众所共知。”④在此上谕中，乾隆帝还提到当时李卫的儿子、曾任武职官员的李星垣，这一年到北京时曾上奏说他父亲“平日孤身独立，恐不合之人欲图报复”。乾隆帝非常不悦，专门派讷亲训斥李星垣。但乾隆帝也明确指出，李星垣所担心的“不合之人”就是鄂尔泰。另外，乾隆帝还提到，李卫在世时，有人奏请将直隶总督降为巡抚，乾隆帝认为这背后有鄂尔泰的授意，是鄂派在压制李卫。乾隆五年初，乾隆帝曾下旨将李卫纳入直隶贤良祠中供奉，而很快河南巡抚雅尔哈善却奏请将已故的田文镜从贤良祠中撤出。乾隆帝认为这是冲着两年前故去的李卫来的，若田文镜从贤良祠中撤出，那么李卫就不能进入直隶的贤良祠。由此可知，即使李卫死后，鄂派对李卫的攻击仍然没有停止，鄂、李矛盾之深可见一斑。
虽然鄂、李不相容，但从以上袁枚所写李卫传记和乾隆帝的上谕这两份史料来看，都提到李卫“孤身独立”，说明李卫并没有形成像鄂、张那样遍布朝野的强大势力。而这种孤身奋斗、没有朋党势力的状况恰恰符合乾隆帝的需要。作为专制君主，最忌讳的事情之一就是臣下拉帮结派，市恩自固，康雍乾几代皇帝莫不倾全力破除朋党弊政，而像黄廷桂、刘统勋等之所以得到皇帝赏识，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不结党，没有派系，独立听命于皇帝，表示出对皇帝的忠心。而此时
①《清史列传》卷13《李卫传》。
②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68，《疆臣二十》，明文书局，1985年。
③朱批奏折，《直隶总督李卫奏为直陈户部尚书史贻直等虽有才情性好奔竞事》，雍正十三年，档案号:04－01－13－006－1423。本文所引“朱批奏折”均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数字图书馆。
④《清高宗实录》卷114，乾隆五年四月甲戌。
的李卫非常符合这种条件。
另外，乾隆帝对李卫的安慰、笼络和扶植，也符合他当时对付朋党的政治策略。新皇帝面对前朝旧臣鄂、张等强大的朋党势力，最初的策略是维系各派平衡，使其互相制约，以便驾驭。具体而言，就是扶植张、李，抗衡势力较大的鄂党，对急于寻求庇护的李卫，乾隆帝自然予以支持，甚至一度依赖李卫一派展开对鄂党的整肃，史贻直曾首当其冲。
史贻直历仕康、雍、乾三朝，尤为雍正帝所倚任，乾隆时亦为重臣。但由于和鄂尔泰过从甚密，乾隆帝自继位之始对他也有所警惕。所以当看到李卫的密奏涉及到史贻直时，乾隆帝在行间的墨批是:“朕亦知之，因其在外知遇，故用为户部尚书，尚属试看。”这两句墨批直接表现出乾隆帝对史贻直的猜忌。不久，湖南的一个案件几乎将史贻直牵涉进去。
乾隆元年(1736)，乾隆帝让湖北巡抚钟保密奏湖广总督史贻直的操守，但并未发现什么问题。然而到第二年，湖南衡永郴道许登瀛贪婪劣迹逐渐进入乾隆帝的视野，乾隆帝让署理湖北巡抚张楷暗中调查许登瀛的问题。十月，张楷向皇帝密奏了许登瀛贪腐劣迹。①而许登瀛是前任湖广总督史贻直夫人许氏族人，以内侄相待。这样，一场针对史贻直的案件悄然展开。乾隆帝命张楷将案件调查之事交给新任的湖广总督德沛，并密谕德沛调查史贻直在总督任内是否收受盐商上万银两，是否在保举许登瀛方面受其贿赂。十二月，德沛向乾隆帝详细奏报了许登瀛如何贪腐、残害百姓，而且史贻直也确实在夫人去世的丧葬期间收受盐商银两，只是数量不多。乾隆朱批:
“知道了。史贻直身为大臣，朕不忍扬其劣，当别有以处之。至许登瀛乃无耻小人，所当即行具本严参者也。”②而在审理许登瀛案件时，乾隆帝将一个新晋官员派到湖南，他就是彭家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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