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米歇尔·福柯、伊恩·亨特、托尼·本尼特等人对“治理”问题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影响深远。这些西方学者的研究对当下中国意味着什么，迫切需要中国学者的回应和思考。审美、艺术作为一种柔性的策略在“治理”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甚至成为了现代“治理”的重要手段。面对冲突弥漫的当今社会，审美和艺术怎样在社会治理和文化治理中发挥作用，审美制度为保障自由治理的实现，应当如何作为？这也正是审美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研究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2017年3月11日至12日，第七届中华文艺复兴论坛暨“文化治理与审美制度问题研究”学术研讨会在美丽的“春城”昆明召开。本届研讨会由云南大学文学院和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联合主办，云南大学文学院、云南大学审美人类学研究所、云南大学当代文艺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编辑部承办，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思想战线》、《云南大学学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协办。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浙江大学、兰州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近50位学者参加了研讨。
大会开幕式上，云南大学彭荣教授指出，这次会议的召开旨在促进当代美学与审美人类学的发展，促进建立审美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文艺社会学、艺术史理论、大数据处理应用等不同学科之间的协同研究机制，共同研究当代美学和文化研究的关键问题，共同研讨审美和艺术如何作为一种特殊的治理方式，从而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云南大学李森教授认为，艺术人类学中的“艺术”不是一个抽象的词汇，他是一个艺术创造现场中的动词，审美必须回归到艺术、艺术家创造的现场，因而，审美人类学所开启的审美研究有着巨大的学术抱负。
在此次会议上，学者们从哲学、美学、审美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等视角出发，围绕“审美制度批判与自由治理”、“文化治理与当代美学发展”、“审美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等议题，就审美制度、文化政策，自由治理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既有宏观的理论思考，也有微观的个案分析。
一、审美制度批判与自由治理
浙江大学王杰教授在“美学研究的当代性与审美制度研究——兼论文化治理的两个重要原则”的报告中分析了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和文化治理研究中的新问题和新情况。王杰教授认为，从文艺政策和文化治理的角度来看，中国美学研究的当代性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要从当代艺术实践比较鲜活的实践中来讨论当代的美学问题。管虎导演的电影《老炮儿》在知识精英层面出现两种对立性的意见和评价，反映出当代美学对当代中国社会存在、情感结构的不同认知。张艺谋导演的《长城》公映后也出现了两种对立性的评价。这反映出一个重要的文化事实：传统的美学、文艺学对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已经基本丧失了解释和判断的能力，对于中华文化的再创造和中华美学精神的当代发展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必须面对的问题。
王杰教授认为，在理论上，当代中国电影提出了一些用以康德—黑格尔美学为基本理论框架的传统美学是难以完全说明的新的美学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中国当代美学要面对的几个崭新的美学形态：“乡愁乌托邦”、“‘回旋性’文化表达机制”以及“审美价值与伦理要求的统一”。王杰教授还谈到了审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审美人类学开拓了当代美学的学术视野，比较研究的方法和实证研究的工作原则是审美人类学研究区别于传统美学和一般意义上的欧洲现代美学的特征，而其中的审美制度问题研究则是审美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王杰教授看来，审美制度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系统，并且这两个系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认为关于审美制度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是重视和强调语境对于审美价值和审美意义的重要性，通过对“语境中的美”进行人类学的研究，把当代艺术的审美意义的阐释提升到哲学人类学的高度；其次，审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理念，有可能用一种实证研究的方法，对难以进行实证研究的“声象”、“虚空”、“乡愁乌托邦”等当代中国美学的重要现象作出理论的研究和把握。再次，审美人类学采借文化人类学对人类文化系统、文化制度的研究方法，对审美制度以及文化治理的结构做出研究，有助于在叠合性的文化语境中，对审美意义的多重性和滑动性做出研究，并提供理论的解释，从而实现对当代中国的审美经验做出微观和具体的分析的理论目标。再此基础上，王杰教授推论出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两个重要原则：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的统一；普遍价值、一般性价值与地方性价值、本土价值的统一。
云南大学的向丽教授在关于“审美制度与自由治理”的报告中着重探讨了审美制度与自由治理的关系。向丽教授认为，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治理”是一项需要一种高超的技巧和策略的庞杂而繁复的工程，是一种将诸多要素运用到权力运作机制中的实践。而深受福柯微观权力说以及治理理论影响的本尼特则在以下两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方面，他把福柯关于主体性的研究，关于治理性复杂性的研究运用于文学、艺术的有关问题的研究中来；另一方面，本尼特则明确提出了文化和审美活动作为治理的工具或机制的重要性，也更为强调治理形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尤其是与人相关的治理形式。这样，审美和艺术作为一种治理工具的事实将被再次凸显出来，而美学策略的巧妙运用则深深地蕴藉其中。其次，审美和艺术在彰显社会结构、政治身份和等级区分方面也发挥了重要功能。“美”不仅仅是诉诸人的视觉方面的官能享受，而且成为维系和强化统治秩序的一种美学策略。而在文化教育领域，席勒等人所主张的审美和艺术的治理性则更是不言而喻的。向丽教授认为，“审美制度”是关于“美”的显现与遮蔽的方式，而就在这种显现与遮蔽中，审美、自由与治理之间的内在张力才得以微妙地显现。首先，从制度的类型来看，审美制度属于非正式制度形态；其次，审美制度以“吸纳”和“排斥”逻辑为潜在的原则，“美”于此被历史地生产与再生产出来。再次，审美制度赖以建构的原则往往通过特定的主体例如民众、利益集团、政府、精英及其特殊的作用机制获得其生产与再生产的现实基础。审美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化总是在一定的语境和审美关系中发生，从而体现出不同的审美价值和意义。
向丽教授认为，在对统治方式的探索中，“如何不被那样统治”成为关涉到自由治理如何可能的问题。于此，批判意味着对现实的批判和自我批判，从而让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人。即批判的任务在于“让事物成为自身”，这在治理实践中意味着两层意思：其一，为了让事物成为自身，批判必须首先成为“批判”自身，而不是通过对对象的外在否定和剥夺使既定的原则和立场成为某种权威。其二，“让事物成为自身”意味着自我塑形与自我管理形式在自由治理中的重要性。“让事物成为自身”的关键在于如何“让”以及事物如何成为自身。前者关涉到治理者的态度及治理原则，后者则关涉被治理者对于自身文化的审美认同，两者同构为自由治理的重要维度。而自由治理以保障被治理者的自由为前提，此自由并非一种自然给予，而是在批判与建构的聚集中显现出来。北京师范大学易冬冬博士在其“从中国传统之‘美’看‘审美制度’问题研究”的报告中针对审美人类学视域下的审美制度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这一论述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一研究切中了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但是对于中国传统审美经验缺乏一定的理论有效性。他认为中国传统之“美”主要是被“正式的制度”建构起来的，同时其自身的特性又将重新塑造和建构社会现实，体现出美自身的“能动性”一面。
兰州大学的王大桥教授在“从‘共有的习惯’到‘歧感共同体’：审美习俗的两种美学向度”的报告中认为，中国的审美现象和艺术现象后面的表达机制较为复杂，呈现出多重叠和以及非常复杂的流动性语境，以前在谈论审美习俗或审美制度的时候，更多强调其审美认同或文化共同体的作用，而没有关注审美习俗中的另外一个向度，即审美习俗里面的断裂与歧义的问题，因而他提出了从“共有的习惯”到“歧感共同体”这两种审美习俗的美学向度。王大桥教授着重分析了审美制度的不同表现形态，习俗、惯例、习性等，认为三者是相互纠缠的极其复杂的大观念。一方面，审美习俗对特定群体和社会的审美经验进行引导和约束，因此具有制度性；另一方面，审美习俗联系着特定文化的情感结构。而审美经验的形成受制于显性的审美习俗和隐性的情感结构。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周海玲博士在其题为《托尼·本尼特的文化治理理论——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1990年代以来问题、方法和策略》的报告中从“去政治化危机和重新定位文化研究”，“文化领导权转向文化治理”，“文化治理与文化唯物主义”三方面介绍了托尼·本尼特的文化治理理论，认为如果将托尼·本尼特的文化治理理论放在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学术范式转换和如何发展、调整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策略等学术原境中进行审视，文化治理研究坚持了英国文化研究传统、文化唯物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观念，是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实践策略。
云南财经大学肖琼教授在其题为《托尼·本尼特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批判性思考和方法建构》的报告中以本尼特所倡导的制度性批评为研究对象，在本尼特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批判性思考中彰显问题，又在本尼特对“文本”概念的不同界定和构想中构建问题，从而探讨本尼特意图构建的、抹平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鸿沟，调和文学之内和文学之外等各方面文学因素的制度性批评。肖琼教授认为，本尼特的博物馆研究其实正是他的制度性批评的具体运用和实践，其制度性批评对于中国的文学批评、文化批评，对于当下正时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博物馆研究也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遵义师范学院赵臻教授在其“论中国文化产业立法与文化现代性”的报告中从文化产业发展的角度，立足于中国文化产业现状，指出中国文化产业问题主要集中在对文化产业的认识和文化产业立法两个方面。赵臻教授认为中国文化产业的立法应着眼于文化工业的建立，用文化工业的推进，实现文化的现代性，才有可能解决中国文化产业存在的问题。西南大学段运冬教授通过对美国2014年颁布的《2014至2018年的国家艺术发展战略规划报告》的解读，介绍了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2014—2018年间美国的艺术发展战略及其执行情况、机构构管理目的及其支持“极优艺术”、民众参与艺术的做法。在审美制度研究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来自“他者”的参照对象。
二、文化治理与当代美学发展
陕西科技大学孙文刚博士在其“审美资本主义时代的审美制度研究”报告中分析了由法国学者奥利维耶•阿苏利和澳大利亚学者彼得•墨菲和爱德华多•德•拉•富恩特等人提出的“审美资本主义”这一重要概念，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从商业到工业、后工业以及审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审美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原本相互隔绝的事物之间的本体论界限崩塌，最终形成了审美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审美与经济的区分-共谋关系。他分析了在这个基本结构起重要作用的三个因素：审美、市场和关系周期，认为当前社会进入审美资本主义或文化经济时代，这一特殊的社会历史语境对审美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审美制度研究应注重对经济因素的考察，重视“身体”感受性，并且应该介入对社会生活和文明进步的思考。
浙江传媒学院郭文成博士在其“论当代新审美主义的文化向度及其治理机制”的报告中基于马涛对约翰·若津和西蒙·马尔帕斯编辑的论文集《新审美主义》一书的评述，认为应该在德法传统中吸取有益的理论营养，联系到中国自身经典的文化传统与英美实用主义美学，郭文成博士认为重建一种新审美主义批判及其实践理论，应当从新审美主义的界定，新审美主义的文化表征，新审美主义的三重向度，新审美主义的治理机制等方面重点展开对新审美主义的文化批判研究。
广州大学胡梅仙副研究员在其“马尔库塞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审美超越”的报告中考察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认为马克思所讲的“劳动的异化”主要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探讨异化的本质，马克思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怀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批判指向，即人本主义特征，而马尔库塞却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中从人的心理异化的角度更深入地挖掘了“人的本质异化”的永恒困境，更专注于对艺术和美的否定性和超越性追求。审美、艺术成为实现其乌托邦人类解放的唯一途径。
咸阳师范学院强东红副教授在其“文化治理与民歌资源”的报告中以陕北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为例，分析了文化治理与民歌资源的关系。强东红副教授认为，在当下中国利用民歌资源来达成文化治理的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可能是：运用具有民众基础、可以随物赋形和富有弹性的民歌形式来表征普通老百姓当下的真正的日常生活和真实的情感世界。应当让当下的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应该成为关注点。具体而言，就是要关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的身体感受；深入了解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情感需要和精神需要。
中国现代文学馆刘慧英研究员在其“被遮蔽的妇女浮出历史叙述——简述初期的《妇女杂志》”的报告分析了创刊于“五四”时期的《妇女杂志》这一女性启蒙的个案，认为《妇女杂志》坚持不懈的工作——尤其是家政和学艺两个栏目长年的经营毫无疑问为其他一些教科书的出版做了直接或间接的积累，使妇女的状态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为我们提供了民国时期文化治理的一个经典例子。云南大学降红燕教授在其《开启多维度的性别文化研究之门》的报告中通过阅读刘慧英的《女权、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认为该著作解答了原初的“女权”这一口号的内涵、提出的具体语境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并阐发了妇女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身份。降红燕教授认为该著作采用女性研究和性别研究的双重视角，以多维度的眼光与整体的高度，体现出了作者强烈的历史感以及写作过程中的理性和激情的结合。这对刘慧英研究员的研究作了很好的回应和补充。
三、审美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理论与实践
云南师范大学李立教授在其“贴近‘艺术’的艺术人类学”的报告中从艺术人类学在目前学科分类中的处境出发，认为当前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与艺术存在某种疏离，艺术人类学在研究对象的种类上有所缺失，并且偏重于造型艺术、口承文学、音乐等门类，而忽视其他艺术门类。面对艺术人类学与“艺术”之间的距离问题，李立教授认为传统的艺术概念很难对现代与后现代艺术现象加以定义、分类和解释，面对民间艺术时同样如此。他主张尝试回到并回应艺术学、美学提出的艺术问题，为艺术人类学寻找相应的对象和议题，思考从美学、文艺学或艺术学而来的那些概念、命题如何获得新的生机，如何延展到艺术人类学中，重新厘定，而不是简单地加以废弃。这样，促使学科之间形成真正的对话主题而不是自说自话，也使艺术（而不仅是文化）真正成为艺术人类学的研究焦点。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方李莉研究员在其“论艺术人类学理论的中国化建构”的报告中对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历史和发展现状做了深入细致的梳理和理论总结，提出中国学者要进一步思考和完善其理论与研究方法，重新认识中国的本土艺术，进而重新认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与中国本土艺术之间所形成的互动关系，创建出具有中国本土性特点的中国艺术人类学理论。从“艺术”这一概念的思考出发，方李莉研究员对艺术人类学所开启的艺术本土性的进行了反思，认为18世纪西方主流社会对艺术的认识使得艺术研究在西方人类学领域中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则将艺术置于生活世界，置于其文化生态系统之中，并摈弃了长期以来在艺术领域里讨论的，所谓艺术的“规律”和“本质”等问题，将对艺术的讨论置于了特定场域和时间的文化之网上。
方李莉研究员认为，艺术和其地方性知识及地方性文化是紧密联系的。中国本土艺术则作为地方性知识一部分的特征得以凸显。她从社会建构中的艺术、国家在场的艺术、社会生活中的艺术、大传统与小传统互动中的艺术、商品贸易中的艺术等五个方面来阐述了中国的本土艺术的特征。而在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过程中，要注意人类学的整体观的运用，重视研究中的历史纬度，重视研究场域的转换，注重传统与现代合流的思考。
上海交通大学尹庆红博士在其“艺术人类学：从符号交流到物质文化研究”的报告中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物质文化研究转向成为当今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物质文化强调对艺术品的物质性的关注，研究物质性与艺术、审美之间的关系。尹庆红教授认为，当今艺术人类学研究进入了学科建设的“自为时期”，进而从艺术作为文化交流的符号、艺术与能动性、物质文化研究等三方面对艺术人类学发展的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分析其理论贡献和不足，以对今日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借鉴并为其找到新的方向提供了理论思考。
华南师范大学陈舒盈、段吉方教授在题为《批判与回归——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及现代性审美救赎》的报告中认为卢卡奇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揭示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社会生产领域以及伦理心理领域的“物化”现象，其“物化”理论蕴含着从资本主义异化社会与人的精神危机中寻觅救赎之路的审美现代性精神，在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发。他们从“物化”的普遍性与丧失主体性的人，“物化”时代与小说的“堕落”，维护经典叙事与召唤“史诗”时代，现代性危机与审美救赎等四方面探讨了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思想内涵及其理论启发。
云南大学黄静华副教授在关于“日常、情感和交往：生活叙事视域中的民间艺术研究”的报告中认为生活叙事视域中的研究是以不脱离或不远离日常性的方式凝视、倾听民间艺术的“在那里”。这种写作不是高高在上的遮蔽，也不是隔岸观景的冷静，而是交往过程中的彼此融入和显现，是人的生命、生活的敞开过程。因而在民间艺术研究的过程中，应当注重生活叙事的视域朝向，即民间艺术的过程性、感受性和自由性，强调对“意义世界”的追求；注重聚焦日常生活，这是写作的基础领域；重视情感建构；强调主体交往。
在这次研讨会上，除了纯粹的理论探讨，也有部分学者在充分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的专业角度作出了的精彩个案分析。山东大学曹成竹副教授以“歌谣”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跨语境”功能。认为歌谣作为个体情感表达的最典型代表，统治者对它的收编与阐释，通过对社会文化精英主体性意识的规约与改造，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化治理行为，体现出歌谣作为“治理媒介”、“跨语境”和作为“接合剂”的特点和功能。广西民族大学范秀娟教授认为在历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上被反复演绎的“刘三姐歌”体现了艺术和语境的一种重要关系，即艺术可以营造语境、建构语境，表明艺术既是“他律”的，也是“律他”的。云南大学的杜鲜博士对以《南诏图传》为主的南诏大理国和西藏艺术中的相关文献和图像资料进行综合研究，认为《南诏图传》中梵僧头戴的红色塔状头饰即是存世的唯一与《蛮书》所记南诏王红色头囊对应的图像。云南大学文学院罗瑛博士考察了云南景颇族艺术中大量的图示造型，认为这些图示造型蕴含的自然观念、审美观念和灵魂观念构成景颇族社会中最核心的世界观知识系统，使景颇族群集体感受到属于一个确定而可靠的族群历史传统，加强了他们的族群凝聚力。云南师范大学熊娟博士分析了大理“风花雪月”由最初的四大景观衍生出的悲剧故事、四字谜语、四景歌谣和一些祭祀仪式，讨论了从法力无边的救世神到法力有限的助力神，从政权护卫神到扶弱济贫的人间英雄的观音形象，认为这些关于“风花雪月”的民间叙事方式和观音形象诉说了大理白族底层民众在面对生存苦难和民族辉煌历史失落时产生的忧伤而又悲壮的民族情感。
在大会闭幕式上，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杰对此次会议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在云南大学文学院李森院长的支持和推动下，将文化治理与审美制度研究置于中华文艺复兴论坛中，使此次研讨会具有了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容纳了更加丰富的学术立场。来自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地域的学者汇集到云南大学，参与会议研讨，发出了更为多样的学术之声。本次大会内容精彩纷呈，很有成效，也很有建设性和启发性，相信通过这次会议的一系列讨论，能引发更多的思考，会后学者们对自己的研究问题也会有更进一步的论述和阐述。王杰教授表示，本次大会很成功地实现了三个层面的对话：首先，此次会议上很多学者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与国际学者的相关研究密切相关，这实际上是我国内学者与国际学者之间的对话；其次，与会者除审美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学者之外，还有研究艺术图像学、文化史、艺术史等领域的学者，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观点得以不断碰撞、互相启发，实现了不同学者之间的对话；第三，因为大会讨论的是审美和艺术，所以也是学者们和艺术家们之间的对话，今后将考虑增加艺术家的在场。王杰教授表示，会后会编辑出版一本高质量的论文集，希望这个论文集能够在中国学术界，把文化治理问题与中国当代的美学问题、艺术问题、文化建设问题形成一个较好的关联，产生一定的意义和影响。
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此次大会的主持人向丽教授在大会闭幕词中代表主办方对承办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云南大学审美人类学研究所、云南大学当代文艺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编辑部全体成员、各位与会代表以及为这次会议顺利召开付出辛勤劳动的会务组老师和同学们表示了感谢。她谈到，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审美和艺术在治理实践中发挥着一种特殊的功能。关于治理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等学科中的讨论并不少，但在美学和艺术学界并不多见。此次大会上，学者们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审美和艺术如何作为一种特殊的治理方式融入当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她指出，在当代世界，治理渗透于从国家到社会到个人，从机构到身体到心灵的各个领域，成为了人们不可规避的社会网络。与此相应的是，什么是治理，如何自我治理等，这些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将直面的。本次大会就审美和艺术与文化治理术之间的微妙关系，艺术如何通过作为自我塑形的方式最终通向自由治理等问题展开讨论，为我们在当代如何将治理本身引向自由激活了许多新的思考。本次大会在春风拂来的海棠花香与愉快的掌声中圆满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