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与黄宾虹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已经相识，但两人真正的交往始于一九四三年。此后，傅雷成功地举办了“黄宾虹八秩书画展”，完成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发现了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一位百年也难得一遇的绘画的天才”。傅雷与黄宾虹的交往互动，不仅成就了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也为重建当今艺术家和批评家之间的良性关系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范例。
一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九日,黄宾虹八秩书画展览会在上海西藏路宁波旅沪同乡会二楼开幕。展览持续了五天，展出作品多达一百八十馀件。从十一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展览结束，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总数多达三千馀人。展览的成绩，“无论在品质方面、出售方面，均为历来个人画会所未有”，展出的作品不仅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售出的情况也令人相当满意，几乎全部售罄。此外，连“素不轻易捧场如华报之专讲交情”的上海英文报法文报也都刊登评论，推崇备至。为了配合展览的宣传，不仅选印出版了一本《黄宾虹先生山水画册》，而且还印制了一本小册子，名为《黄宾虹书画展特刊》。傅雷也以笔名“移山”撰写《观画答客问》一文，从学术的高度对黄宾虹的书画艺术发表评论。出乎意料的是，特刊也如画作一样抢手，很快就被订购一空。
表面看来，黄宾虹书画展览会的筹办成功莫不得力于黄宾虹曩年在上海结交的一帮好友的鼎立支持和热心襄助，实际上，“张元济等人，当时已经年事较高，不能参加具体筹备工作”；王秋湄、秦曼青、吴仲垌等人虽“兴会极高”，也“非常关心”，但一切具体筹办工作还是落在比较年轻的傅雷和裘柱常的身上。正如一九六一年傅雷在写给友人刘抗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生平自告奋勇代朋友办过三个展览会，一是与你们几位同办的张弦（至今我常常怀念他，而且一想到他就为之凄然）遗作展览会；其馀两个，一是黄宾虹的八秩纪念画展（一九四三），一是庞薰琹的画展（一九四七）。”在提及黄宾虹画展时，傅雷特别附言补充，这次展览是黄宾虹“生平独一无二的‘个展’，完全是我怂恿他，且是一手代办的”。的确，自一九四三年五月傅雷向黄宾虹发出第一封书信伊始，直到一九五五年三月黄宾虹在杭州病逝，二人一直保持着频密的书信往来。在傅雷寄出的121通书札中，有25通与筹划展览相关。从一开始的筹划到展览顺利结束，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傅雷好似换了个人一样，白天忙出忙进，联络人事；晚上还要写信向黄宾虹汇报进展的情况，对筹办展览中的大事小事，提出自己的建议并征求黄宾虹的意见。从人事上的沟通安排到画作的邮来送往，从书画的托裱装帧到会计账目的收支列表，从画展的灯光布置到报刊的联络宣传，从画册的排版印刷到批评文章的编辑撰写，傅雷可谓竭尽全力，事必躬亲，他的全情投入也使他不知不觉便成为众人心目中的实际组织领导者和总策划人。在选印出版《黄宾虹先生山水画册》时与傅雷打过交道的秦更年在画册的序言中写道：
歙黄宾虹先生今年整八十，海上故人，谋所以娱其意而为之寿者，因驰书旧京，索年时画课，展览于沪，凡得百许幅，高古苍润，脱去笔墨蹊径，直须于古人中求之，观者莫不餍其意以去。傅君怒安，就其中简取二十幅，拟付珂罗版印行，……傅君甚喜，谓先生行且南来，将持此博先生一笑也。……画册印既竟，傅君嘱缀一言，辞不获已，辄述其缘起，及欲语与先生者。识之如此。癸未三十二年十一月婴罂居士秦更年。
就序中所述及“傅君怒安，就其中简取二十幅，拟付珂罗版印行”一语来看，傅雷当时所起的主导作用十分明显。黄宾虹在写给弟子顾飞的信中也表达了自己对傅雷的无比信任和赞赏：“鄙意希研究画学者参观……令亲傅先生为知音，拙作之至交，一切可与就商，以不标榜为要……”展览结束后，又在写给好友吴仲垌的信中，再次印证了傅雷所谓“怂恿”之言不假：“今称画家前辈……又因此次画展，本非初意，惟傅君与秋斋、柱常伉俪之力，兼荷尊处与秦曼老、陈叔老德爱有加以成之。尤可纪念……”
这一年，傅雷三十又五，黄宾虹步入耄耋，在常人看来，俩人年龄悬殊，交往的历史也很浅，留学法国深受西方绘画影响的傅雷和长期以来一直沉浸在传统绘画中的黄宾虹彼此似乎很难有什么共同语言，更不要说相互吸引，相互敬重了。然而，令人好奇的是，这对超越年龄障碍的忘年至交竟是如此相契相合。童颜鹤寿、阅人无数的黄宾虹似乎一下就被眼前这位才华横溢、热情真挚的青年所深深地感动，不仅多次以自己得意的书画作品相赠，而且引“傅先生为知音”，视傅雷为“拙作之至交”，知遇之情溢于言表。作为晚辈的傅雷，在仰慕黄宾虹为人“朴实可爱”的同时，对其在艺术上的造诣更是推崇备至。古今中外，艺术家与批评家之间的交往，其最高境界莫过如此！然而，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当时的黄宾虹，虽然已在传统绘画领域摸爬滚打数十年，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其社会影响并不大；“除了几个老朋友以外，并未获得达官贵人的青眼”，一般人也因其作品“画面的线条乱糟糟，看不懂”，而弃若敝履。主张“与俗殊酸咸”且“与时下作风迥异”的黄宾虹不仅难为一般观众所接受，即使在绘画圈内也是知音寥寥。既然如此，傅雷为什么还要不辞辛劳地为其筹划展览，甚至不惜放下自己一贯的清高和孤傲，包揽着原本就不属于一个批评家职责范围的一切？曾经留法四年，深受欧风熏染的傅雷为什么要选择黄宾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三十年代傅雷与黄宾虹同居沪上，又同在当时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但两人的关系一直比较“生疏”。究竟为什么傅雷会“舍近求远”，并在一九四三年后与黄宾虹的关系出现由疏到密的巨大转变？在这看似戏剧化的突变之后到底是怎样的因缘际会牵引着双方最终走到一起并成为艺术上的知己呢？在以下的论述中，笔者试图从几个方面来分析解答。
